1977年，教育家叶公超与堂妹发生不正当关系，两人的地下关系被妻子袁永熹发现后，婚姻破裂，袁永熹带着孩子去了美国，晚年时，叶公超一直期盼着妻子能够带着孩子回他身边，可直到他死，妻子都没回来看他一眼，甚至就连他的葬礼也没有参加。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81年冬天的台北，叶公超在医院病床上度过了生命最后的几天，那时的他，身体早已被病魔摧残得不成样子，脸颊凹陷，身形瘦削，目光时常游离，他坚持穿上最体面的西装，甚至要求把珍藏多年的怀表放在床头，那只怀表，是几十年前他收到的一份定情礼物，来自袁永熹。   袁永熹没有出现在他的病房，也没有出现在他的葬礼上，她在遥远的美国，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依旧保持着几十年来一贯的平静和克制，她选择不回头，也不回应，就像她当年离开之后，再没有重新踏入那个曾经属于他们的世界。   叶公超曾是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聪慧，早年赴美留学，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归国后，他在北大、清华、燕京等名校任教，讲课风趣，学识渊博，极受学生欢迎，他后来投身外交界，担任过驻美大使、外交部长，是那个时代少有的能在东西文化之间游刃有余的人。   而袁永熹，是他在燕京大学任教时认识的学生，她出身虽不显赫，却家教极严，自幼聪慧独立，她在学术上极有天赋，也是当时少有坚持深造的女子，两人因学术结识，逐渐相知，最后携手步入婚姻，那个年代，才子佳人的结合总是容易引人注目，他们也成为校园里的一段佳话。   婚后的日子并非一帆风顺，抗战爆发后，叶公超选择留在国内从事文化保护工作，而袁永熹带着子女前往美国避难，战争年代的分离本就漫长艰难，更何况还有政治动荡与通信不畅，他们在信件中维持着联系，却逐渐感受到彼此之间的距离。   这段分离的日子里，叶公超的生活悄然发生了变化，在重庆，他重新与堂妹叶崇范接触频繁，叶崇范是家中收养的女儿，与叶公超并无血缘关系，但从小一起长大，感情深厚，战争期间，她极力照顾叶公超的生活，尤其在他被日军短暂拘留事件中，她设法通过关系营救，使得他得以平安归来，两人的关系也因此变得微妙。   战争结束后，袁永熹带着孩子回到国内，她发觉家中气氛有异，丈夫的态度变得疏离，孩子也察觉到了父亲的不耐，她在一次打理衣物时，意外发现了几封信件，那些信件的内容亲昵暧昧，落款人正是叶崇范，这一发现意味着她的婚姻已不再完整。   袁永熹没有当场质问，也没有大吵大闹，她只是默默收拾行李，带着孩子再次离开了中国，去了美国，这一次，她没有告别，也没有留下任何解释，她知道，这段关系已经无法修复。   叶公超希望她留下，曾试图挽回，他不愿签字离婚，甚至托人劝说袁永熹再考虑一下，但她的沉默就是答案，她始终没有再给他任何回应，她并不想成为一段失败婚姻的受害者，更不想用余生来消耗自己对婚姻的信念。   之后的几十年中，袁永熹在美国过上了低调而稳定的生活，她将重心放在研究和教育上，带大了两个孩子，从不在公开场合提及叶公超的名字，她偶尔会翻看那本锁在抽屉里的旧相册，却从未有过动摇。   而叶公超的生活则走向另一条路，1949年，他随国府迁往台湾，继续从事教育文化事业，担任“中央研究院”院士，还参与了故宫文物的迁移和管理，表面上看，他依旧光鲜亮丽，但真实的生活却日益空洞。   叶崇范在丑闻曝光后选择离开台湾，两人关系也就此断绝，叶公超的生活中再也没有一个能让他安心的人，他尝试与其他女性建立关系，但无一能持久，每逢节日、生日，他仍会给袁永熹写信，多年来未曾停止，他希望她能回信，哪怕只是一句问候，但信件始终石沉大海。   他的孩子长大成人，定居海外，与父亲联系并不频繁，晚年的叶公超常常独自一人，在书房里写字、画画，偶尔会对着镜中的自己发呆，他开始频繁回忆过去，尤其是那段婚姻，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曾拥有一个真正理解他、愿意陪伴他度过起伏人生的伴侣，却亲手将她推开。   他晚年生活的最后几年，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一次中风后，他的行动变得缓慢，说话也不再清晰，他仍坚持每天穿着西装坐在窗边，仿佛在等待一个不会再来的人，他的助手曾说，他常常会突然停下手中的动作，望着窗外发呆，嘴里轻声说着“如果她还在……”   1981年11月，叶公超在台北去世，消息传来时，袁永熹正在实验室调试仪器，她摘下眼镜，安静听完助手的通知，然后继续回到显微镜前，她没有掉泪，也没有发声，那天夜里，她回到家中，取出那本相册，翻开其中一页，上面是他们在燕京大学的合影，两人站在樱花树下，阳光正好。   她没有去参加葬礼，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关于遗产、家族事务，她一概不问，她已将那一段人生，永久地封存在记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