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衣的褶皱里藏着半生沉默

当林淑芬在衣柜深处翻出那件驼色毛衣时，手指突然像触到了陈年的静电。毛线表面细密的绒毛在午后光线里浮动着，像极了1987年深秋纺织厂宿舍楼前纷扬的梧桐絮。她怔怔望着毛衣下压着的离婚协议书，纸页边缘整齐的折痕里还沾着两粒褪色的毛球。

这是周建国第三次把离婚协议藏进冬季衣物里。前年塞在羊毛大衣内袋，去年裹在加绒睡衣中间，今年选择了这件她亲手织的旧毛衣。纺织女工特有的敏感让她早就发现了这些刻意的"藏匿"，就像三十年前能从三百台织机轰鸣中准确辨出属于他的脚步声。

"淑芬，三车间那台德国进口提花机又卡线了。"记忆里的年轻技术员总是用沾着机油的指节叩响更衣室的门板，白大褂口袋里永远揣着用油纸包好的桂花米糕。当年全厂女工都在传，周技术员给三车间主任女儿修了七次纺织机，只有她知道，那人每次来维修都会故意把零件拆散，只为隔着玻璃多看两眼穿梭在经线纬线间的红头巾。

此刻毛衣领口处的补丁突然刺痛掌心，那是1999年寒冬她守在儿童医院走廊里织就的。女儿持续三天的高烧让消毒水气味浸透了每根毛线，周建国蹲在走廊尽头数了整夜点滴瓶，晨曦初露时忽然说："等孩子出院，咱们去城西照相馆拍全家福吧。"后来那张泛黄的照片就压在电视机柜玻璃板下，相框边缘还粘着女儿退烧时打翻的枇杷膏。

厨房传来砂锅盖轻叩的响动，二十年如一日的中药香漫进卧室。林淑芬突然意识到，丈夫每日晨起熬煮的汤药从来都是双人份——他分明记得她有逢冬必犯的咳疾。那些被解读为冷暴力的沉默，或许只是机械工程师面对情感故障时的不知所措。

衣柜镜面映出阳台上轻轻晃动的蓝白条纹床单，三十年前新婚时厂里发的福利布料，经年曝晒早已泛白如云。林淑芬想起上周社区体检时，护士对着丈夫的CT片说"肺纹理增粗要注意"，而那人只是默默把诊断书折成纸飞机，轻轻掷向正在整理化验单的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