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基辛格曾说“权力是终极春药”

译者前序：美联社11月30日发表纪念基辛格的署名长文，题为《直到痛苦而离奇的结局，亨利·基辛格都是尼克松总统的亲信》(Henry Kissinger was a trusted confidant to President Nixon until the bitter, bizarre end)。

文章重点描述了基辛格与尼克松之间复杂微妙的政治关系，揭示了基辛格如何在面对复杂问题，巧妙(狡猾地)利用他所熟悉的政治博弈技巧，既‬不冒犯总统，同时又为自己事后惹出争议而开脱。基辛格的顽固、机敏和善辩的本能，都反应在他是如何处理与总统的关系上了。

基辛格首先是人，不是神仙。在美国政治圈看来，基辛格为美国所做的一切，都与他自身的能力、性格和经验密不可分。既然如此，基辛格就不可能是百分百正确。文章中很多细节，也都证明，基辛格所参与决定和执行的许多美国重大外交政策，很可能是不人道、甚至是有罪的。

与我们的文化不同，在美国的文化中，不存在“是勤劳的一生、光荣的一生、战斗的一生”、“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等这样描述。因为美国人把所有政府官员，包括总统，都看作是一个公职，是拿纳税人的钱为纳税人做事而已。因此，对他们的功过、甚至重大失职，也自然可以公开讨论。重点是，一切讨论都应该建立在公正、理性和基于事实的基础上展开。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总会看到符合人性、符合历史真实的评价。

基辛格究竟是个怎样的政治家、外交家？或许读者可以通过美国人自己对他的观察，了解到我们并不完全了解的事情和细节。相信读者读完这篇文章后，或许又会对基辛格这个人，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翻译了全文98%以上的内容。与之前一样，其中的一些注解，主要是考虑到方便读者了解特定的人、事件或其他。现翻译如下，仅供参考：

这么多年过‬后，场景仍然几乎无法想象：一位泪流满面的总统和他困惑的助手，不是很虔诚那种‬，在破碎的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小时里，跪在白宫卧室的地板上祈祷。

美联社发表的文章截图

在痛苦的结束之前，亨利·基辛格是少数不信任理查德·尼克松中值得信赖的人之一。这种信任，加上基辛格的知识分子和对权力的巧妙操纵，使他成为美国历史紧张时期的关键人物、美国外交政策的巨人，以及未来几十年国际关系的固定人物(Until the embittered end, Henry Kissinger was one of the trusted few of a distrusting Richard Nixon. That trust, combined with Kissinger’s intellectual heft and deft manipulation of power, made him a pivotal player in a tense period in American history, a giant of U.S. foreign policy and a fixtur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r decades to come)。

这位出生于德国的外交官于周三去世。在经历了血腥、代价高昂的多年拖延后，他把美国带出越南，并在突如其來的秘密外交中进入中国。他享年100岁。

基辛格在尼克松总统和杰拉尔德·福特总统的领导下，以其粗鲁而威严的公众形象和幕后操纵，对全球事务产生了非凡的影响。

在水门事件的动荡时期，当时这位政治敏锐的外交官，扮演了一个好像是名誉扫地的尼克松的联合总统的角色，这让他的权力有所增加。

尼克松与基辛格

“毫无疑问，我的虚荣心被激起了”，基辛格后来在谈到他在水门事件期间不断扩大的影响力时写道，“但最主要的情绪是对灾难的预感”。

1977年，福特授予基辛格总统自由勋章，称他是一位杰出的谈判家，“运用美国的强大力量，以智慧和同情心为和平服务”(“wielded America’s great power with wisdom and compassion in the service of peace”)。

基辛格是一名犹太人，十几岁时与家人逃离纳粹德国，但从未忘记自己的鄉音。晚年，他在周游世界的过程中，发表演讲，为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提供建议，并管理着一家利润丰厚的全球咨询公司，从而树立了受人尊敬的资深政治家的声誉。

他曾多次出现在唐纳德·特朗普的白宫。去年，他告诉“PBS新闻一小时”，最初，他对特朗普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观点表达过同感，但随着特朗普变得“如此集中地关注一个人”——他自己——并将问题转化为对抗，他就失去了热情。“归根结底”，他说，“对于一位美国总统来说，挑战宪法制度并试图推翻宪法制度是一件严重的事情，而且，我找不到任何借口”(He turned up in Donald Trump’s White House on multiple occasions. Initially, he told “PBS NewsHour” last year, he had some sympathy with Trump’s views about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But he lost enthusiasm as Trump became “so centrally focused on one person” — himself — and turned issues into confrontations. “At the end,” he said, “for an American president to challenge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and to try to overthrow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is a grave matter. And I find no excuse for that.”)。

在离开政府后，基辛格一直受到批评人士的困扰，他们认为，他应该为自己在东南亚的政策及支持拉丁美洲压制政权负责。在前往某些国家之前，他必须三思而后行，以确保他不会被法官传唤，就尼克松时代的行为向他提出盘问(He had to think twice before traveling to certain countries to be sure that he would not be summoned by judges seeking to question him about Nixon-era actions)。

在长达八年的不安岁月中——先是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后来担任国务卿，中间有一段时间同时担任这两个职务——基辛格涉及重大外交政策问题。他为寻求中东和平进行了第一次“穿梭外交”，他利用秘密谈判开启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结束了两国数十年的孤立和相互敌对状态。

他发起了巴黎会谈，最终提供了一种保全面子的手段——他称之为“体面的间歇”(a “decent interval”)——让美国人离开越南。两年后，西贡落入越共手中，在美国前盟友(指当时的南越—译者注)中留下了苦涩的味道，他们指责尼克松、基辛格和国会抛弃了他们。

他还推行了与苏联的缓和政策，最终达成了军备控制协议，并提出了冷战及其核威胁的紧张局势不必永远持续下去的可能性。

历史学家罗伯特·达勒克(Robert Dallek)在2011年的一次采访中指出，他与尼克松合作创造了“一种和平文化，一系列可以减少核战争前景的条件”，这是基辛格的标志性成就。但达勒克又说道，他的失败在于“过于自负，过于相信自己的才华”(Historian Robert Dallek, in a 2011 interview, singled out as Kissinger’s signature achievement his work with Nixon to create “a culture of peace, a set of conditions that could reduce the prospect of nuclear war.” His failings, added Dallek, were that he was “too egotistical, too convinced of his own brilliance.”)。

基辛格是现实政治的实践者——用外交手段实现实际目标，而不是推进崇高理想。支持者表示，他的务实倾向符合美国的利益；而批评者则看到了一种与民主理想背道而驰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式的做法(Machiavellian approach，源自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政治学者、哲学家尼克罗·马基雅维利的理论，通常指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可以用欺骗、利诱和敲诈等手段，其核心观点就是“政治无道德”—译者注)。

他因授权窃听记者和他自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的电话，窃听白宫尼克松的新闻事件泄露而受到指责。1970年4月，他在大学校园里因轰炸和盟军入侵柬埔寨而受到谴责，该事件旨在摧毁北越向在南越的共产党军队的供应线。

尼克松和基辛格把抓称之为“介入”，而一些人卻指责，这是导致柬埔寨落入红色高棉(即柬埔寨共产党—译者注)叛乱分子手中的原因，红色高棉后来屠杀了约200万柬埔寨人。

尼克松对基辛格的影响发出了混杂的信息。

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写道，在1977年戴维·弗罗斯特对尼克松的采访中，尼克松淡化了基辛格的角色后，基辛格為此勃然大怒。但艾萨克森写道，当尼克松听到基辛格的不满时，这位前总统潦草地给基辛格的朋友苏珊·玛丽·阿尔索普写了一封和解信，称“如果没有亨利的创造性想法和外交技巧，我们就永远不会成功实施我们的中国倡议、苏联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协议、越南和平协议，以及在缓解中东紧张局势方面取得的进展”(Biographer Walter Isaacson wrote that Kissinger sputtered with rage after Nixon, in his 1977 interviews with David Frost, played down Kissinger’s role. But when Nixon heard of Kissinger’s displeasure, Isaacson wrote, the ex-president scrawled a conciliatory letter to Kissinger friend Susan Mary Alsop, saying that “without Henry’s creative ideas and diplomatic skill, we would never have succeeded with our China initiative, the Soviet SALT I agreement, the Vietnam Peace Agreement and the progress toward reducing tensions in the Middle East.”)。

历史学家斯坦利·库特勒(Stanley Kutler)在2011年的一次采访中表示，虽然尼克松经营着自己的外交政策商店，但“亨利·基辛格始终是意愿的帮凶，也是外交政策决策政治化的推动者。当然，何时、以及是否结束越南战争的决定是考虑到国内政治考量的”(“Henry Kissinger was always a willing accomplice and an enabler of the politicization of decisions in foreign policy. Certainly the decision on when and whether to end the war in Vietnam was done with a domestic political calculus in mind.”)。

就基辛格而言，他的使命是揭穿他在2007年所说的“普遍的神话”，即他和尼克松于1972年达成的、而实际上原本在1969年就能达成的和平协议，結果以数万美国人的生命为代价，不必要地拖延了越南战争。他坚持认为，加快美军撤离的唯一途径是“颠覆”南越政府(意指美国抛弃南越，不要让南越政权的困境拖累美国—译者注)。

“这是我们不愿意做的”，他在2010年国务院举行的越南问题论坛上说。“但那是个错误吗？我不这么认为”。

但是，历史学家杰弗里·金博尔(Jeffrey Kimball)撰写了《越南战争档案：揭开尼克松时代战略的秘密历史》（The Vietnam War Files：Uncovering The Secret History of Nixon Era Strategy），他得出结论是：基辛格的记录“是为了表象而坚持陷入僵局的战争，即挽救难以捉摸的虚假美国信誉”(concluded that Kissinger’s record “is one of persisting in a deadlocked war for the sake of appearances — i.e. salvaging an elusive and false U.S. credibility.”)。

基辛格身材矮胖，凌乱不堪，但在古板的尼克松政府中却不协调地获得了“贵妇男”的美誉(as a ladies’ man in the staid Nixon administration)。基辛格于1964年与第一任妻子离婚，他称女性是“一种消遣，一种爱好”(called women “a diversion, a hobby.”)。据艾萨克森说，好莱坞高管急于为他培养小明星，基辛格在首映式和华丽的餐厅里都会邀请小明星，吉尔·圣约翰(Jill St. John，好萊塢艷星—譯者注)就是一位常客。基辛格约会过的其他明星包括雪莉·麦克莱恩、马洛·托马斯、坎迪斯·伯根和丽芙·乌尔曼。

1972年，在《花花公子俱乐部邦尼兔》(Playboy Club Bunnies)的一项民意调查中，被《新闻周刊》称为“超级K”的男人排在第一位，他是“我最想约会的男人”(这里“K”，就是基辛格英文名的首个字母—译者注)，而基辛格的解释是：“权力是终极春药”(Kissinger’s explanation: “Power is the ultimate aphrodisiac.”)。

尼克松起初觉得基辛格的摇摆人形象很有趣，但后来对此感到厌倦。1971年，幕僚长H·R·哈尔德曼发布了一份备忘录，称“在国宴上，总统觉得亨利不应该总是被安排在最迷人的女人旁边……这开始引起一无是处的负面谈论”(Nixon at first found Kissinger’s image as a swinger amusing, but later tired of it. Chief of staff H.R. Haldeman in 1971 issued a memo stating that “in seating at State Dinners, the President feels that Henry should not always be put next to the most glamorous woman. ... It’s starting to cause unfavorable talk that serves no useful purpose.”)。

事实证明，基辛格真正的爱人是南希·马金尼斯，她是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美国商业家、政治家，曾在1974至1977年担任副总统—译者注)的一位身材高大、魅力四射的研究员。在1974年他们结婚之前，他与她约会了多年。

盖洛普发现，1972年和1973年，他都是美国最受尊敬的人。1973年，根据美国退出南越的协议，他与北越首席谈判代表黎德寿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奖(黎拒绝了这个奖项)。

然而，基辛格因其战时外交行为而遭到许多美国人的唾骂。1977年基辛格离开政府后，哥伦比亚大学提议给他一个教职，这一想法引起了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强烈抗议，以至于这份工作从未实现。几十年后，他仍然是一个有麻煩的人：2015年，91岁的基辛格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露面時，遭到要求以战争罪逮捕他的抗议者打断，并要求对他在东南亚、智利和其他地区采取行动进行传唤(In 2015, an appearance by the 91-year-old Kissinger before th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was disrupted by protesters demanding his arrest for war crimes and calling out his actions in Southeast Asia, Chile and beyond)。

基辛格聪明、自嘲，善于培养合适的人才。他也很傲慢、脾气暴躁，善于操纵(Kissinger was smart, self-deprecating, a master at cultivating the right people. He also was arrogant, hot-tempered and manipulative)。

据说，他的哥哥沃尔特被问到他为什么没有口音而亨利却有时，沃尔特回答说：“有时候我会聆听”。

1992年撰写传记《基辛格》的艾萨克森说，基辛格告诉白宫的同事，他就是那个阻止尼克松这个“醉酒的疯子”做“炸毁世界”事情的人(Kissinger told colleagues at the White House he was the one person who kept Nixon, “that drunken lunatic,” from doing things that would “blow up the world,” according to Isaacson, who wrote the 1992 biography “Kissinger.”)。

这两人的个人关系存在矛盾。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内心深处，人们永远无法确定尼克松身上令人不安的东西，可能不是自己内心某种被压抑的缺陷的反映”。福特在2006年去世前，曾在2004年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基辛格的脸皮是“我所认识的任何公众人物中最薄的”。他说，在收到批评性的新闻报道后，基辛格经常会威胁辞职，福特不得不握着他的手告诉他，“现在，亨利，你已经掌握了国家的未来，你现在不能离开我们”。

福特又笑着说：“我经常想，也许我应该说：‘好吧，亨利。再见’l，”我认为他是一位超级国务卿”，福特补充道，“但在他心目中，自己从未犯过错误，所以无论他执行什么政策，回想起来，他都会为之辩护”。

基辛格并不是一个对过去的决定感到痛苦的人。2002年，当伦敦的抗议者举行示威，反对基辛格出现在那里的一个商业会议上时，基辛格告诉观众，“没有人可以说，他是在一个没有犯错的政府中任职。在高层做出的决定通常是51-49个，所以很有可能犯了错误”(In 2002, as protesters in London staged a demonstration against his appearance at a business convention there, Kissinger told the audience that “no one can say that he served in an administration that did not make mistakes. The decisions made in high office are usually 51-49 decisions so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mistakes were made.”)。

2022年夏天，99岁的他仍在巡回演讲，为他的最新一本关于领导力的书做宣传。7月，美国广播公司(ABC)的乔治·斯蒂芬诺普洛斯(George Stephanopoulos)问及他“是否希望收回自己的任何决定”时，基辛格表示不认同，他说：“我一生都在思考这些问题。这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职业。所以，我提出的建议是我当时所能做到的最好的”。

即使在那时，他对尼克松的记录也有着复杂的想法，他说“他的外交政策坚持了下来，他在国内政策上相当有效”。而同时，基辛格又让这位名誉扫地的总统“批准自己参与一些不利于总统的步骤”。尼克松时代的录音带和文件，揭露了基辛格和其他人在可疑而隐秘的尼克松白宫的阴谋。

在1973年的一段录音对话中，首位犹太国务卿基辛格对推动苏联让犹太人移民的请求不屑一顾。“犹太人从苏联移民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基辛格告诉尼克松。“如果他们把犹太人关进苏联的毒气室，这不是美国的担忧。也许是人道主义的担忧”(“And if they put Jews into gas chambers in the Soviet Union, it is not an American concern. Maybe a humanitarian concern.”)。

2010年12月录音带出来后，基辛格发表了一份声明，称他的言論应该“放在当时的背景下”來看待，因為当时犹太人移民与美國的外交政策「是分开处理的”。其他文件证实了基辛格和尼克松对1973年智利政变的支持，这场政变废黜了智利的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总统，开启了17年的独裁统治。

在一次电话交流中，基辛格喋喋不休地说，如果政变发生在“艾森豪威尔时期”，我们将成为英雄。尼克松回应道：“那好吧，我们没有，正如你所知的，但我们的手没有在这次政变上露出来”。基辛格：“我们没有这么做。我的意思是，我们帮助了他们”。

在其他解密的记录中，基辛格淡化了对智利人权记录的担忧，尽管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的独裁统治折磨、杀害了数萬名反对者。1975年9月，基辛格在与智利大使会面时开玩笑说，专注于侵犯人权问题的美国官员是“外交部的天职”(“a vocation for the ministry”)。1976年6月，基辛格与皮诺切特本人会面时，温和地鼓励这位独裁者释放更多囚犯，同时强调“我们对你们在这里的所作所为表示同情”。

基辛格会见皮诺切特(左)

《皮诺切特档案》(The Pinochet File)一书的作者彼得·科恩布鲁(Peter Kornbluh)总结了美国25000多份解密文件中的部分文件，他表示，与基辛格有关的记录“描绘了一幅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的画面，对他来说，道德不是个问题”。

2011年，当被问及“如何描述自己的外交政策”时，基辛格告诉《纽约时报》，“我试图在不悲观或乐观的情况下，理解我所处的世界”。但他又说道：“当一个人在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练习外交时，他总是会面临目标设定得不够高的危险。其他人必须对此做出判断，但这就是我在没有特定标签的情况下定义自己的方式。但肯定有很多人在定义我，所以不乏形容词甚至修饰词”(But he added: “When one has practiced diplomacy for much of one’s adult life, one always runs the danger that one doesn’t set the goals high enough. Others will have to judge that, but that’s how I would define myself without a specific label. But there are certainly lots of people who are defining me, so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adjectives and even of epithets.”)。

在1973年至1977年担任国务卿的39个月里，基辛格飞行了数十万英里，与世界领导人进行了磋商，并试图解决阿以冲突。天生严肃的基辛格学会了幽默的价值，并熟练地让自己发洩。他很容易回忆起小时候在德国踢足球的情景，他自称是棒球的“狂热粉丝”。这位曾经的曼哈顿男生在去棒球全明星赛的路上，曾应记者的要求，开玩笑地、正确地、毫不犹豫地勾选了纽约巨人队的战时阵容。

1972年，当被问及”名气如何改变了他的生活”时，基辛格回答说：“现在，当我在派对上感到无聊时，人们会觉得这是他们的错”。

一年前，基辛格带着帽子和太阳镜，以备不时之需。他在访问巴基斯坦时假装胃病，在一次秘密的北京之行中失踪，这为尼克松1972年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奠定了基础。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回忆说，他的秘密中国之行是“一次真正非比寻常的事件，既新颖又感人，既不同寻常又势不可挡”，这此之行唤起了“那些年的天真，那时每一天都是定义生命意义的宝贵冒险”(“the innocence of the years when each day was a precious adventure in defining the meaning of life.”)。

基辛格一生中最奇怪的时刻之一，发生在1974年8月7日，也就是尼克松放弃总统的前一天晚上。尼克松把基辛格叫到白宫的家属宿舍，他们在一起呆了90分钟。

当基辛格离开时，尼克松把他带到林肯卧室，并建议他们跪下祈祷。他们做到了——贵格会出生(the Quaker-born ，贵格会，英国教友会，成立于17世纪的英国，创始人为乔治·福克斯，因为他号诫“听到上帝的话而发抖”而得名“贵格”，中文直译为“震颤者”—译者注)的尼克松，犹太出生的基辛格，跪在地板上，尼克松为自己命运的不公而流泪。艾萨克森写道，回到办公室后，基辛格告诉他最亲密的助手，“他真的是一个悲剧人物”。

2022年9月，基辛格出现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领奖，并借此机会称赞尼克松是“一位在极其复杂的时期把远见和勇气结合在一起的总统”。

民主党人吉米·卡特接替福特后，基辛格曾担任政府顾问，但在罗纳德·里根的总统任期内，他受到保守派的怀疑。

在他離開政府后的生活中，这位前外交官下的基辛格协会(Kissinger Associates)，专门雇佣政治家为他赚取了数百万美元，每年也给他20万美元服务费，向私营公司提供外交政策建议和外交介绍。

2002年，乔治·W·布什总统选择基辛格领导一个独立委员会调查9·11恐怖袭击事件，称他将为这项工作带来“广泛的经验、清晰的思维和谨慎的判断”。但基辛格很快就辞掉了，也沒有透露他的客戶(In 2002,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selected Kissinger to lead an independent commission investigating the Sept. 11 terror attacks, saying he would bring “broad experience, clear thinking, and careful judgment” to the job. But Kissinger soon stepped down from the position rather than reveal his clients)。

小布什与基辛格

基辛格离开政府很长一段时间后，人们就开始征求他的意见，并毫不犹豫地在书籍、专栏、演讲和媒体露面中分享这些意见。

在2010年的一次演讲中，基辛格表示，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确立了一种模式，他预测这场战争将结束，“因为在未来，美国公众将坚持目标的明确性和可实现性的明确定义。战争的风险只会针对特定的结果，而不是抽象的结果，比如国家建设和退出战略”。

一年后，基辛格在专门谈到伊拉克战争时告诉《纽约时报》，布什“想把伊拉克变成阿拉伯世界民主演变的可能性展示。这是一个巨大的目标，这种论点很难维持”。至于他自己的政治立场，基辛格在2011年称自己“站在共和党一边”，但不是“右翼”。他说，目前共和党的理念还没有明确界定。

尽管基辛格放弃了犹太仪式，但为了取悦父母，他于1949年在正统犹太仪式上与安妮莉丝·弗莱舍(Anneliese Fleischer)结婚。那年他25岁，她23岁，也是一名德国难民。他们有两个孩子，伊丽莎白和大卫。兩人渐行渐远，1962年分居，两年后离婚。

至于他个人希望”如何讓人们记住”，基辛格告诉听众，伟大的领导人反而关注他们的国家需要往哪里走，并說道，“我认为，美国最需要的是对国家未来的信心”(As for how he personally would like to be remembered, Kissinger told the audience great leaders instead focus on where their countries need to go, adding, “what I would feel America needs most importantly, it’s faith in a national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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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原標題是《Henry Kissinger was a trusted confidant to President Nixon until the bitter, bizarre end》(直到痛苦而离奇的结局，亨利·基辛格都是尼克松总统的亲信)。

文章作者：南希·貝納克(BY NANCY BEN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