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来到贵州视察工作，人群中，他看到一位打扮朴素的乡镇干部，立马走上前主动握手：“你好面熟啊！你是董加耕同志吧！” 董嘉庚，1940年出生于江苏盐城农民家庭，1957年中学毕业后，他因成绩优异被推荐进入重点高中龙冈中学继续深造。在高中期间，他不仅担任班长，还担负起团支书职责，并在1960年被推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1年，他以卓越的成绩完成高中学业，本可直接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深造。 而当时他的家乡董伙村出现了严重的饥荒，董嘉庚的父亲甚至因缺粮食而食用有毒的慈菇不幸中毒。面对家乡的困境，董嘉庚深受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关于青年与工农群众结合的观点的影响，他坚决放弃了北大的保送资格，决定回乡务农，参与到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 回到家乡后，董嘉庚更名为董加耕，意在通过加强农业劳动，贡献自己的力量。他面对的是水田因灾难频发而荒废的困境，第二年他便着手将这些水田改造成旱田，引入稻、麦、棉、绿肥的轮作制度。在他的带动下，村里的生产队成员和放假回乡的学生都参与到了这场农业革新中。 在盐城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董加耕与他的生产队面对的挑战不仅仅是天气的严酷，还有农业生产中的各种物资短缺。在一次棉花种植中，团队急需磷肥却苦于无钱购买，此时，董加耕的书本知识成了解决问题的钥匙。他引导大家使用柴草燃烧成灰作为肥料，这一创新举措不仅解决了眼前的困境，还让棉花丰收，使得整个生产队的粮食生产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产。 这种创新不仅赢得了村民们的尊敬，也让曾经质疑他决策的人们改变了看法。在董加耕的带领下，生产队的成功经验被周边地区广泛借鉴。就在公社领导计划将他调至邮电所，提供更为稳定的工作与收入时，董加耕拒绝了这一安排。董加耕认为，自己的使命在田间地头，他更希望继续留在一线，与农民一同劳作。 这一决定让他的母亲难以理解，甚至一度用极端方式试图改变他的决心。但董加耕坚持自己的选择，并向公社领导表明了自己的意愿，坚称要继续留在农村，继续他的农业改革，领导们最终尊重了他的决定。 1964年，董加耕被选为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并成为团中央委员。同年，他还作为盐城地区的第一位人大代表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会后的一个小型宴会上，董加耕有幸与毛主席与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一起共进晚餐。席间，毛主席特意与董加耕进行了深入的对话，询问他的教育背景及家乡情况。董加耕的背景和学识引起了毛主席的兴趣，毛主席询问董加耕是否知晓“两乔”。在餐桌上，毛主席还亲自为董加耕夹菜。 这次会面后，董加耕的名声在外界得到了进一步的扩散。回到家乡后，他曾试图购买耕牛以改善生产条件，面对经济困难时，他的诚信和名声帮助他赢得了对方的信任。场长在得知他的身份后，不仅答应了他的请求，还邀请他留下来分享他的经验和故事，董加耕的事迹在周边地区广为流传。 《中国青年报》对董加耕的报道使他成为了青年的偶像，他对农业的献身激励了无数人。在私生活方面，董加耕对伴侣的选择标准是能共同吃苦并肩作战，郝鸿鸾最终成为了他的选择。尽管两人面临来自家庭的压力和对未来的担忧，但他们的关系最终得到了公开，共同生活了数十年，见证了彼此的成长和变迁。 董加耕曾在困难时期被非法拘禁长达三年，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心理战术，他从未屈服，甚至连对他施加苦刑的人也不得不赞叹他的勇气与毅力。 1975年春，董加耕的领导才能得到进一步的肯定，他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同时担任团中央“十大”筹备组的重要职务。1976年，毛主席去世后，董加耕作为治丧委员会的一员，在极其难得的荣誉中，被允许在主席身边守灵七天七夜。 1982年，他被任命为盐城市郊区郭猛乡的副乡长，负责工业生产。他推动了当地工业的迅速发展，仅用三年时间就使工业产值翻了一倍，有许多产品还成功打入国际市场。1987年，董加耕调任为盐城市郊区乡镇企业管理局副局长，他始终坚持深入基层，不惧风雨，全年四季奔波于各个生产线和企业之间。 1994年，董加耕被选为盐城县政协副主席，虽然这一职位让他离开了自己奋斗了十余年的乡镇企业管理岗位，许多人劝他可以稍作休息，但他选择继续奔走于基层，参与实际工作，利用业余时间撰写文章，为广大民众普及知识和政策。 2000年退休后，董加耕虽然收到了许多高薪聘请的诱惑，但他坚持认为自己的知名度应服务于人民，而非私人利益。他积极参与社区和扶贫工作，担任盐都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副主任、扶贫协会副理事长。 建国50周年之际，董加耕被评为“共和国英模”之一，2005年，他被正式批准享受全国劳动模范待遇。董加耕与妻子共同养育的三个孩子都已成功就业，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家庭的温暖和幸福，每逢周末与子女团聚，享受着难得的天伦之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