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农民不仅当选了村书记，并且还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你敢信？
一位农民代表发言竟然被掌声打断了三次！今年74岁的李连成是全国人大代表，也是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他在2025年3月7日下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开放团组会议上，不到8分钟的发言，被掌声打断3次。
村书记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你敢想？既然他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足以证明他绝对不是一般人，必然干出过傲人的功绩！
李连成，男，汉族，1951年8月生，河南濮阳人，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
目前，西辛村里已落户20多家各类企业，提供约3000个就业岗位，总产值达5.2亿元，村民年人均收入近4万元。不管产业大小，西辛庄村所有企业都是全村股份合作社的一部分，全村730户人都有股份。
1991年以前，西辛庄村民只能靠“刮盐土、熬土盐”为生；1991年，李连成被村民们推选为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后无偿把自己的三座蔬菜大棚转让给三个最穷的农户，带领全村人脱贫致富。
从蔬菜大棚做起，村里后来不仅有造纸厂，还能生产垃圾车、洒水车，更有豫北地区最大的电光源产业集群，所生产的节能灯、装饰灯等远销欧美等八个国家和地区。
村里环境整洁空气好，家家户户都住着3层楼带电梯的400平方米小楼，每口人每个月能免费使用7度电、3立方水、6立方天然气；村里有自己的幼儿园、小学、初中，孩子上学费用全免；2008年投资9000万元建设的民生医院已达到二级综合医院资质，有560张床位，市里医院能做的手术这里也能做，而且在这里看病，医保报销后剩余的部分，村里全额报销。
在中国农村发展史上，一些村庄因坚持集体经济、推行高福利制度而被冠以“共产主义村”的称号。它们以独特的模式探索共同富裕之路，成为乡村振兴的鲜活样本。本文将从起源、发展历程与现状三个维度，解析这些村庄的实践与启示。
一、起源：从理想萌芽到制度探索
1.早期理想主义的尝试
中国对集体化村庄的探索可追溯至20世纪初。1921年，广东花县公益村由归国华侨徐茂均创办“共产农团”，提出“土地归集体共有、人人劳动、共享成果”的理念，成为中国最早的“共产村”雏形。这一实践虽因地主抵制和村民热情消退仅维持半年，却为后来的集体化实验提供了思想启蒙。
2.人民公社时期的延续与反思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公社制度在全国推行，强调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和平均分配。然而，这一模式因效率问题在改革开放后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但河南南街村却选择“逆流而上”，在1984年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后，重新收回承包土地，坚持集体经济，成为改革开放后“最后一个人民公社”。
3.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实践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更多村庄通过集体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例如湖北凤凰山村，2018年成立乡村合作公司，整合土地资源发展现代农业和光伏产业，2023年村民人均分红超万元。
1.南街村：集体经济的“过山车”式发展
南街村的发展堪称传奇。1980年代，村支书王宏斌带领村民创办砖厂、面粉厂，通过“工资+供给”模式实现福利全覆盖，1991年成为河南首个“亿元村”。然而，盲目投资“永动机”等失败项目导致债务危机。2008年后，南街村转型红色旅游，复刻西柏坡等红色景点，年收入重回16亿元高峰。
2.西辛庄村：产业驱动的共同富裕
新闻中提到的河南西辛庄村，从盐碱地贫困村发展为年产值5.2亿元的“明星村”。通过股份制合作社整合全村资源，发展电光源产业和现代农业，村民年人均收入达4万元，并实现教育、医疗全免费。其核心经验是“干部带头吃亏、群众共享成果”。
3.公益村与凤凰山村：历史与现实的交汇
广东公益村虽因历史原因未能延续共产农团模式，但其早期尝试为农村改革提供思想遗产；而湖北凤凰山村则通过“三产融合”（农业、光伏、旅游）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双重振兴，成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1.福利体系的“共产主义特征
这些村庄普遍实行高福利制度：
南街村：免费住房、教育、医疗，每月发放生活物资，退休老人入住“康寿乐园”。
西辛庄村：村民每月免费使用水电气，住院费用村内全额报销。
报国村（浙江）：通过环境整治和文化礼堂建设，实现“物质富裕+精神富有”双提升。
2.治理模式的关键支撑
党建引领：如南街村干部坚持每月250元工资，以“傻子精神”服务集体；西辛庄村强调“群众反对的坚决不干”。
群众参与：凤凰山村通过“村民议事会”让群众决策村庄事务，报国村以垃圾分类和厕所革命激发村民自治意识。
3.挑战与争议
这些村庄并非完美乌托邦。南街村曾因过度依赖贷款和决策失误陷入危机；有学者指出，其股份制企业仍属“集体资本主义”，与真正的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存在差距。此外，高福利依赖集体经济持续盈利，外部复制难度较大。
这些村庄的实践表明，乡村振兴需立足三个核心：
1.产业为本：无论是南街村的食品工业，还是西辛庄的电光源集群，产业造血能力是福利制度的根基。
2.集体精神：通过“利益共享”凝聚村民共识，避免个体逐利导致的资源碎片化。
3.治理创新：将传统文化（如公益村的“世界大同”理念）与现代治理结合，实现“软环境”与“硬实力”同步提升。
这些村庄的探索，既是对历史理想的致敬，也为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多元路径——它们或许不是标准的“共产主义”，却是中国式共同富裕的生动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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