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最后一天:莫斯科,1991年12月25日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官员最后一次从参议院大楼顶上降下红旗。”
历史上有些时刻总是被人夸大它的意义,乃至于染上了天启般的神秘色彩。例如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的那一天,几乎每一个美国的中年人都能说得出那一天自己干过些什么,刚刚听到新闻时第一反应是什么,以及这件事对自己的影响,似乎这天是他们记忆自己人生故事的重要节点,甚至还因此改变了自己命运的走向。相反的,有一种明明影响深远的历史时刻,发生的时候却丝毫无人在意,没有人能够记起那一刹那的详情,因此也就没有足以炫耀给子孙的个人故事。例如恺撒跨过卢比孔河的那一天,跟随他的士兵究竟知不知道这是一个共和湮灭的关键时刻呢?还有一些早就被预告过,也早就被期待的时刻,每个人都晓得这一天迟早要来,为它做足准备,甚至还安排了各式各样的仪式典礼。但结果那一天和其他任何一个日子并没有太大分别,人人照吃照睡,心情平稳。事后回想,只是茫然而已。“
1991年8月19日:鲍里斯·叶利钦,旁边站着他的保镖负责人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爬上一辆坦克反抗共产主义强硬派发动的政变,这是苏联终结和戈尔巴乔夫失去权力的开始。”
更怪异的例子是1991年12月25日的晚上七点三十分,克里姆林宫一座绿色圆顶建筑,有两个工人从屋顶活板门爬了出来,降下那面红色的锤子镰刀旗,然后像餐厅侍应生收拾桌布似的把它折起。红场上人群三三两两,不是出来散步的莫斯科市民,就是外地来的观光客,没有人在意那面旗子的事,更没有大批媒体记者带着镜头和闪光灯涌到现场。那面胡乱被人收起来的旗帜已经在此飘扬了七十四年,那一天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最后一天。二十世纪最强大也最令人害怕的国家,人类历史上最惊人也最大胆的乌托邦实验计划,就此告终。如此一个深具象征意义的时刻,怎能如此草率?
无论从任何角度而言,苏联的崩溃都是一件头等大事。但为什么我们关于它正式被宣告死亡的那一天的记忆却是如此淡薄?就连许多俄罗斯人也都无法准确记得当时的情况;而他们那时候的心境便和我们在1997年7月1日的感受差不多,平淡而苍白,一点也不觉得那天有什么了不起。
这就好比老花,越近的事情越看不清楚;莫非身处历史关键时刻,可能也会有越近核心,感觉就越是模糊的情况?
然而,许多年后,由于人类记忆的游戏,也许过去已久的事情反而会变得丰富起来;甚至连原本寡淡无措的心境也开始被一种叙事上的浪漫需要所带动,变得浓稠有味。比方说那天早上的莫斯科,天气晴朗而干燥,可是一个克里姆林宫里的工作人员却记得那天下了大雪。是不是只有一场没完没了的冬雪,才足以折显出这命定一日的悲剧感呢?
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王朝的覆灭,事后回想,总是带着这种悲剧式的美感。那种悲凉和沧桑,足以叫人暂时抽离出那个时代的诸多不可爱,以及那个王朝的一切过愆,是种非常单纯的形象审美。好比崇祯皇帝自缢殉国的那一天,他最后一次上朝,太和殿中竟然空无一人,所有大臣都早已逃逸藏匿。如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前夕,从来拒绝承认对方的东正教宗主教与天主教枢机,终于最后一次穿上华丽的、的祭袍,在千盏烛光摇曳下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联合弥撒,祈求临终前的垂怜。“蜘蛛在恺撒的宫殿中织网,夜枭在阿弗沙布的城堡上低鸣”,无论它多么的可鄙,多么的罪有应得,一个帝国的殒落至少值得这么一首凄凉的哀歌吧。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合上了他的演讲文件,也结束了他的总统任期:刘香成拍摄这幅著名的照片时还挨了克林姆林宫保安的揍,但这幅照片帮助美联社获得了现场新闻摄影的普利策奖。”
爱尔兰记者康纳·奥克莱利(Conor O’Clery)在他的《苏联的最后一天》里,也记下了类似的场面:晚上九点,参议院大厦的外面只有司机和少数几个保安,戈尔巴乔夫办公室外的整个楼层都空无一人,只剩下戈尔巴乔夫和他最亲密的幕僚在厅里喝闷酒。“他感到很受伤,没有一个共和国的领导人——那些与戈尔巴乔夫多年保持互称同志的关系的前共产主义者——打来电话对他表示感谢、祝贺或对他不能再为人民效劳表示同情。他结束了压抑,给了人们言论自由和旅行自由,引进了让这些领导人掌权的选举,但他们却保持缄默。“戈尔巴乔夫痛苦地想,他们现在都处于狂喜中,忙于瓜分他们得到的遗产。”
更不堪的是第二天,由于根本没有一个正式的告别仪式,于是戈尔巴乔夫的下属就只好自己找了家酒店,请来三百多名国内外媒体代表,办一场向戈尔巴乔夫致敬以及宣告苏联政权终止的招待会。酒店的总管一开始非常害怕这件事会得罪当权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不敢接下这笔生意。没有人怪得了他,因为他的大脑早已习惯了共产党时代人民对于当权者的那种惯性恐惧。好在这家酒店有西方资本合营,这个总管的上司遂指示他放心接受预订。所以,戈尔巴乔夫的下属自嘲地总结,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私有化还是有点用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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