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69年入伍，担任新兵副班长，和班长带头让饭，却吃了20来天小灶

三十年过去，岁月流逝，许多记忆已经模糊，但那段特殊的“小灶”经历，至今让我难以忘怀。1969年，我与已是高级将领的老赵重逢，他一句“小李，现在可吃饱了吧？”瞬间将我的思绪拉回到那个充满挑战和温情的年代。

1969年，我告别了湖南石马冲贫困的家，告别了常年卧病的母亲和辛苦劳作的父亲，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踏上了军旅征程。父亲的叹息，母亲的腊肉和辣椒，都化作我前行的动力。火车上偶遇的四川老乡，一句“怕不怕吃苦”，让我忐忑的心更加不安。

到达湖北某部新兵连后，我才真正体会到当兵的艰辛。高强度的训练、磨出血泡的双手、难以果腹的伙食，都是对意志的磨练。每月45斤的口粮，少得可怜的荤腥，让大家常常是吃完饭肚子还饿得咕咕叫。为了缓解饥饿，我们只能不停地灌水。

在艰苦的环境中，我凭借着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积极的训练态度，很快被任命为副班长，与东北汉子王明德搭档。王明德嗓门大，性格豪爽，我们配合默契。面对有限的伙食，我们达成了一种无言的默契：让战友先打饭，自己

“刘阿强，咱俩当班长的得带好头。这饭菜虽差，也别和战友抢。”王明德的话语犹在耳畔。于是，我们总是把最好的留给战友，特别是那个瘦得像竹竿的山西娃张树根，看到荤菜时，他眼中的渴望让人心疼。我和王班长总是把自己的肉分给他。我还会故作轻松地说：“吃吧，我南方人不爱荤腥。” 其实，夜深人静时，我也会想起母亲做的红烧肉，馋得直咽口水。

一个月下来，我的腰带都松了两个扣，但看到战友们精神抖擞地投入训练，我心里感到无比欣慰。直到有一天，我在体能训练中突然晕倒，医生诊断为营养不良。指导员陈指导员皱着眉头说：“咱新兵连条件是差，可也不能把人饿垮啊。”

战友们把我和王班长让饭的事情告诉了连长和指导员。赵连长听后，咳嗽几声掩饰着情绪说：“好样的！不愧是我赵家兵！但身体是革命本钱啊！” 第二天，我和王班长以及其他几个班长就被叫去连部“开小灶”了。

连部后面搭了个简易灶台，每天都能吃到热乎的饭菜，偶尔还能吃到鸡蛋。起初，我们还以为是连队特殊照顾班长，直到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赵连长和炊事班老钱的对话：“老钱，你从自己口粮匀给那帮小班长，自己都瘦了一圈……” “没事，我当过游击队，比这更苦的日子都挺过来了。再说陈指导员不也把家里寄来的罐头都分给战士了吗？”

那一刻，我才明白，我们吃的“小灶”，其实是连队干部从自己嘴里省下来的。后来，我才知道赵连长家中的情况：七旬老母独自一人在家种地，生活十分不易。而陈指导员的妻子刚生完孩子还在坐月子，他却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带兵上。他们的无私奉献，让我深受感动。

我没有声张，但心里充满了感激。我拿出母亲给我的腊肉，组织了一场“家乡味道分享会”。食堂里，张树根的山西小米、王明德的东北大酱，还有我的湖南辣椒，汇聚成了一桌特别的盛宴。大家吃得满头大汗，却连连叫好。

趁着气氛热烈，我提议利用休息时间开垦荒地种菜。赵连长和陈指导员也积极参与，和我们一起挥汗如雨。几个月后，菜园里长满了白菜萝卜，还养了几只鸡。连队的伙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每周都能吃上两三顿自己种的菜。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和战友们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直到有一天，我在连部无意中看到了赵连长桌上的讣告——他的母亲去世了。在新兵训练的关键时期，他强忍着悲痛，没有请假回家，甚至连丧假都没请。晚上，他常常一个人坐在操场上，默默地望着星空，手里拿着泛黄的老照片。

新兵训练结束的前夜，我们偷偷地为赵连长母亲举办了一场简单的追思会。在星空下，赵连长含泪敬礼：“娘，儿子没能送您最后一程，但没给咱老赵家丢脸！” 第二天，我被选送去军校深造。临别时，赵连长送给我一本《军人手册》，扉页上写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三十年后，我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营级干部，也兑现了对父母的承诺，把他们接到城里，过上了更好的生活。在2019年的军区老兵聚会上，我得知赵连长已是高级将领。他专程来看我，一见面就笑着问我：“小李，现在可吃饱了吧？” 我的眼眶湿润了，望着这位当年的连长，岁月染白了他的双鬓，却丝毫没有改变他身上的军人本色。

这段“小灶”的经历，不仅仅是味蕾的记忆，更是精神的洗礼。它教会我责任与担当，教会我感恩与奉献。在和平年代，我们或许没有经历过战火的洗礼，但那种默默付出、同甘共苦的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成为永恒的军旅记忆。那么，在如今的和平年代，我们该如何传承和发扬这种精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