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发动的第十次武装起义黄花岗起义参与者多为富家子弟

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由时任同盟会总理的孙中山先生所发动的“黄花岗起义”爆发了。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伟大的先行者”，他及早认清了清王朝的反动面目。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11月，孙中山就成立了兴中会（取“振兴中华”之意），制订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开始了自己的反清活动。相比之下，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康有为等维新派还在忙着“戊戌变法”，以帮助清王朝自强；之后不久，义和团又提出“扶清灭洋”口号，直到遭遇清廷镇压才愤怒地将口号改为“扫清灭洋”。

“黄花岗起义”是孙中山发动的第十次武装起义，也是一场最为悲壮惨痛、震撼人心的革命行动。宣统二年（1910年）11月孙中山等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开会议，决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由黄兴、赵声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起义前，革命党尚未准备充分，款项不足、人员不齐，枪支弹药不够，但清廷因温生才私自行动刺杀广州将军孚琦事件，而对革命行动产生警觉，严加戒备，满城搜查革命党人。所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为了避免损失加大，黄兴冒险率领坚决不肯离开的革命党精英，发动了这次起义。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署，与水师提督李准派来的军兵浴血奋战，寡不敌众，很多人壮烈牺牲。

从富家子弟到革命先锋：这些“贵族”如何在黄花岗起义中作战？

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在广州的黄花岗，历史悄然定格。革命志士怀揣理想奋勇冲向了总督衙门，但最终以失败告终，英勇就义。

这些冲锋在前的“革命先锋”们，表面上看都是一副武人模样，但谈吐间却总能透露出一股子“书生气息”。他们或者来自富庶家庭，或者曾留学日本，有着与众不同的背景和色彩。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革命者应该是那些贫苦的农民、为改变命运而奋起的青年。然而，黄花岗起义的参与者却大多并非这种出身。其中，发起人黄兴便是个典型的留学归国的“洋才子”。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出身，而是家境较好的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黄兴的情况并不是唯一的。

赵声

起义中的不少成员，要么是当时社会上层的子弟，要么是留洋的青年才俊。例如，起义中的赵声、倪映典，均为军校毕业生，他们的革命行动有着深厚的教育背景和西方思想的滋养。

或许有人会问，革命之火为何在这些看似“温文尔雅”的人中燃烧？这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动因。

20世纪初，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空前的变革，国内外局势动荡不安，西方列强的侵略与清政府的腐败已经让这群年轻的精英们彻底失望。

面对外有强敌，内有腐败政权的局面，他们深知，只有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因此，他们选择了以这条不归路——革命作为对抗的方式。

而这群人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清朝政府，更有着自己社会阶层的巨大反差。他们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之间，注定了这场革命的艰难与残酷。

起义队伍的成员虽然头脑灵活、学识渊博，但在实际战斗中，他们却面临了军事经验的不足、战略上的失误以及支援不足等困难。而这，也正是黄花岗起义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血与火的对决：黄花岗起义如何失败？

黄花岗起义的失败，不仅仅是一次军事上的失败，更是一次革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残酷对撞。

想象一下，原本以为自己准备充分、信心满满的起义军结果却陷入了各种难以预料的困境——资金不到位、外部支援不力、甚至连起义最初的军事计划都被一一搁置。

在筹备过程中，革命党人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筹集资金、购买武器、组织人员。甚至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将武器藏匿在婚礼的嫁妆中，通过婚礼的名义，悄悄将这些武器运送到广州。

这一幕充满了浪漫与传奇色彩，又隐藏着极大的危险与不确定性。毕竟，这些革命志士并非作战经验丰富的军人，难免有不足之处。

按照原计划，起义人员分兵四路，准备攻占总督衙门等重要据点。黄兴亲自率领的那一队仅有120人，但他们装备精良，信心十足。

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起义当天，黄花岗的战斗就被一系列不幸的情况所困扰。由于外部支持迟迟不到，资金与武器的短缺让起义军的行动陷入了困境。

更为致命的是，原本与起义军联合的新军，因为没有及时得到武器支援，最终也未能按计划响应。可以说，黄花岗起义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但与此同时，革命者所面对的深层次问题——军事经验不足、支持力量薄弱等，导致了这场理想主义的革命未能成功。

另一个问题便是，起义军虽然士气高涨，但在面对经验丰富的清朝正规军时，显得力不从心。尤其是在广州城内激烈的巷战中，革命军的组织和战术都存在诸多漏洞。比如，黄兴虽然突破了清军的防线，但由于队伍人数不足，加上清军的强大反击，最终黄兴等人也未能彻底占领总督衙门。随着黄花岗的枪声越来越远，革命的曙光也渐行渐远。

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72位革命烈士的英勇牺牲，成为了黄花岗起义历史的见证。这些烈士中，不乏地位显赫的人，他们的牺牲，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震动。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墓

这次革命的损失惨重，很多有安邦定国之才的国之精英毁于一旦。牺牲的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有海外留学生、国内学生、记者、商界经理、新军军人、武术家等，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可谓国之精英，就这么一战而殒，太可惜了。烈士中，许多是名校学生，如林文是日本大学学生，林觉民是日本庆应大学学生，陈与燊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冯超骧是南洋水师学校学生等。这些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的富二代，为革命毁家舍业，视死如归，这样德才兼备的仁人志士本应该成为国家建设的主力军，却这样轻易在反清起义中捐躯，孙中山心痛地说：“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其损失可谓大矣。”

此后，历史进入了另一番景象。革命党人的命运充满了变数，许多人不得不四处躲藏、隐藏身份，甚至连他们的家属也不敢公开认尸。

那时的中国，动荡不安，清朝政府对革命者的打击可以说是毫不手软。而黄花岗的72位烈士，虽死不屈，但也留下了太多的未解之谜。好在一位叫潘达微的人凭借其家族背景和社会地位，站了出来。悄悄给那些死难的同仁收敛尸体，然后安葬在一起。他父亲曾是一位著名的武官，解甲归田后，家中经济宽裕。他自己也是一位典型的“富家公子”，但他却毅然决然地投身革命。

不过，起义的失败并没有让革命的火种熄灭。事实上，这场失败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埋下了伏笔。

在这72位烈士的英勇牺牲和革命党人不屈不挠的斗争中，社会逐渐意识到，革命的火种已经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

尽管黄花岗起义没有成功，但它所带来的革命思想和精神，却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英勇牺牲的革命者，最终以他们的血肉之躯，书写了中国近代史上不朽的一页。

黄轸

这次革命未实现既定目标，削弱了同盟会的领导力量。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联合组建的同盟会本是革命党之魁首，按照同盟会的原定目标，攻占广州后，黄兴率一支革命军出湖南，攻湖北；赵声率领一支革命军出江西，攻南京。如果这个计划顺利实现，那么革命党将形成一支由自己统帅的精锐之师，成为革命成功的重要保障。然而，黄花岗起义失败，由共进社发动的武昌起义却顺利成功，这无形中削弱了同盟会的力量。共进会之前就不服同盟会领导，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当黄兴质问焦达峰（共进会领导人）：“革命有二统，二统谁为正？”焦达峰笑答：“兵未起，何急也？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亦附我。”同盟会众精英的壮烈牺牲，使孙中山、黄兴饱受攻击，弱化了等革命派的实力，为日后辛亥革命果实被袁世凯及立宪派篡夺埋下了伏笔。

“黄花岗起义”的意义

那既然损失这样重，为什么黄花岗起义还受到如此高的评价？

第一，黄花岗起义是革命精神的大爆发

从现实角度来说，黄花岗起义的烈士的牺牲，可惜了他们身负的专业特长，可以说“为国为民，惜其一死！”然而换个角度而言，他们却如火炬一般，照耀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天空，激励了中国人民激昂的革命斗志。起义烈士中，有许多是堪为将相的国之精英，他们家境富裕，学富五车，本可过上优越的生活，然而一经召集，慷慨赴死，百折不挠，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这种为国为民勇于牺牲的精神气概，与现实世界的进步同等重要，同样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前者为黄花岗起义所现，后者是武昌起义所行，所以孙中山才说：“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这种精神价值的重要性可比宋末抗元英雄文天祥。文天祥的军事实绩可谓末流，然而他“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及气节却彪炳千古，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文天祥的押送船将过江西时，王炎午作了1800余字的《生祭文丞相文》，誊写近百份，“字大如掌，揭之高砌”，张贴于文天祥可能经过的驿站、店壁诸醒目处，并派人在各处宣读，勉励文开祥去死：“呜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鄒鲁，科第郊祁，斯文不朽，可死。丧父受公卿，祖奠之荣；奉母极东西，迎养之乐，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将相，功名事业，可死。仗义勤王，使用权命，不辱不负所学，可死。华元踉蹡，子胥脱走，可死。丞相自叙死者数矣，诚有不幸，则国事未定，臣节未明。今鞠躬尽瘁，则诸葛矣；保捍闽广，则田单即墨矣；倡义勇出，则颜平原、申包胥矣；虽举事率无所成，而大节亦已无愧，所欠一死耳。”作为文天祥的老部下，28岁的王炎午为什么劝老乡去死？这位有治国之才的状元宰相死了，岂不可惜？但是这可以给民族留下一份精神宝贵的气节！国家灭亡了还能再建，但民族精神亡了将不能再起。

第二，黄花岗起义彰显了革命真理的重要价值

中国革命的胜利需要革命真理的指引，有了革命真理中国人民就不再是自私自利的“一盘散沙”，有了革命真理中国人民就不会再在“王朝兴废”的固定套路中打圈圈，有了革命真理中国人民就不会再被人嘲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有了革命真理中国人民不畏艰险、勤劳勇敢的情怀就会大爆发，有了革命真理中国人民就不会再被反动派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骗利用。

所以在中华民族前进的道路上，从事理论工作的务虚与从事实际工作的务实同样重要（能将两者结合更好）。钱学森的导师，著名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教授说：“不少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以为理论不过是智力游戏，然而我要是提出一种理论，我就绝对相信它……只有敢想敢做的人才能发现真理……许多计划和设想，由于技术上没有成功的行使，往往被人们轻易地抛弃。我对理论坚信不疑，如果理论正确，那么技术肯定跟得上。”

孙文

在政治领域，探索革命真理同样重要。洪秀全把基督教与中国实践结合，开启了太平天国运动；康有为把君主立宪与中国实践结合，开启了戊戌变法运动；而孙中山则把民主共和理论与中国实践结合，开启了中华民国的构建蓝图。在以后的岁月里，直到“五・四运动”前的二十年里，孙中山的理论如《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等一直是当时最先进的，引领着中国前进的步伐，以至于他的政治对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特意介绍并积极肯定了孙中山的思想。正因为如此，它才显示了巨大的魔力，吸引了这样多的优秀人才为之奋斗。而“黄花岗起义”正是革命真理重要价值的一次集中体现。

第三，黄花岗起义使清政府在道义破产

鲁迅说中国的一盘散沙，责任就在于封建帝王的愚民政策：“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无法可想，将倒楣的责任，归之于大家。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先前有跪香，民变，造反；也还有请愿之类。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那么，中国就没有沙么？有是有的，但并非小民，而是大小统治者。人们又常常说：‘升官发财。’其实这两件事是不并列的，其所以要升官，只因为要发财，升官不过是一种发财的门径。所以官僚虽然依靠朝廷，却并不忠于朝廷，吏役虽然依靠衙署，却并不爱护衙署，头领下一个清廉的命令，小喽罗是决不听的，对付的方法有‘蒙蔽’。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有些人译俄皇为‘沙皇’，移赠此辈，倒是极确切的尊号。财何从来？是从小民身上刮下来的。小民倘能团结，发财就烦难，那么，当然应该想尽方法，使他们变成散沙才好。以沙皇治小民，于是全中国就成为‘一盘散沙’了。”从皇帝到封建官僚的治军理国，尤其爱好以升官发财来拉拢人，如曾国藩治军就常以允许屠城及抢劫来激发属下的战斗欲望，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

而孙中山提出的“天下为公”的主张及革命思想，一新天下耳目。其为天下苍生利益而奋斗的伟大情怀，令清政府一贯奉行的愚民政策黯然失色。为了控制舆论，清政府诬蔑黄花岗烈士是一群流氓暴民。然而，随着林觉民的《与妻书》等文献流传，众多国民纷纷为革命行列的事迹打动，革命者的思想他们或者不懂，然而“七十二烈士”的人格魅力及精神感召上已经宣判了清政府的死刑。即使是甘心为虎作伥的两广总督张鸣岐也不禁对林觉民烈士心生感叹：“惜哉！此人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如雪，真奇男子也。”

此后的革命风潮遂势不可挡。汪精卫入京行刺摄政王被捕，然而他惧色，侃侃而谈革命道理，连审问他的肃亲王也禁不住感慨：“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就也去参加革命推翻朝廷了！”最后清政府畏惧舆论压力，竟不敢判处汪氏死刑，止收押了事。这之后，从前一心屠杀革命党，“鲜血染红顶珠”的清廷大员也渐感清朝要完，不得不黯然考虑自己的后路，不敢再死心塌地给清廷卖命。如镇压了这次“黄花岗起义”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在亲自提审林觉民时，见他气宇轩昂，侃侃而谈，纵论世界形势和革命道理，劝清吏早日为革除暴政，建立共和效力。李准为之动容，下令去掉镣铐，搬来椅子让他坐下讲，始终未曾打断。渐觉清政府大势已去的李准终于反正，在辛亥革命中为广东独立起了很大的功劳。

正是由于“黄花岗起义”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所以才在历史上受到了崇高的评价。孙中山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当然，人无完人，这次起义也暴露了孙中山、林觉民等革命党的不少缺点，如长于文宣，弱于武功。然而，在推翻清朝问题上，批判的武器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常言道“枪杆子里出政权”，在推翻清政府的问题上，“枪杆子”与“笔杆子”同样重要，而这就是同盟会孙文诸君子的短板与弱项了。无论是战略还是战术，这次起义的粗疏、混乱、乏力都无可讳言。负责起义的同盟会领导人饱受攻击，黄兴被骂为“常败将军”，保皇党人也趁机骂孙中山只知唆使别人送死，自己却谋取名利，是所谓的“远距离革命家”。

然而，这正如鲁迅在《战士与苍蝇》中替孙中山回敬批评者的话所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辛亥革命后，举国有强权者数不胜数，但都为自己掌权为目的，革命始终被门户私计所压制，以致军阀林立，民不聊生。唯有孙中山提一弱旅屡败屡战，为恢复约法，为使中华民国这个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变得名实相符而努力。有了这寒夜中的一点微光，革命力量终于由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最终击败了张牙舞爪的新旧军阀，建立了数十年来有识之士所期待着的真正的共和国。所以，李德胜说：“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