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阿根廷总统米莱面临和特朗普一样的困境？

阿根廷参议院2025年4月3日的投票结果，如同一记重拳击碎了总统哈维尔·米莱重塑最高法院的企图。43票反对27票支持，51票反对21票支持——这两个悬殊的数字不仅宣告了联邦法官阿里尔·利霍和保守派法学教授曼努埃尔·加西亚-曼西利亚的最高法院法官提名失败，更揭示了这位自诩为"阿根廷特朗普"的民粹主义领袖正面临与华盛顿那位政治偶像相似的困境：行政权力扩张遭遇制度性阻击。米莱试图通过总统令填补最高法院两个空缺席位的举动，被反对派参议员安娜贝尔·费尔南德斯·萨加斯蒂直斥为"对立法和司法分支的制度性攻击"，这种指控与美国民主党人对特朗普干预司法独立的批评惊人相似。

阿根廷总统米莱和他的偶像特朗普

米莱的司法任命策略暴露了其政治运作的内在矛盾。他援引宪法条款声称有权在国会夏季休会期间填补最高法院空缺，这种解释遭到宪法学者的广泛质疑。更富戏剧性的是，米莱提名的两位候选人去年就因无法获得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支持而失败，这次强行推进的做法只能被视为对阿根廷民主程序的挑战。法官利霍被反对派议员路易斯·赫兹戏称为"催眠师"，暗讽其在联邦法院拖延案件的指控；而加西亚-曼西利亚则因在堕胎等社会议题上的极端保守立场引发左翼庇隆主义者的强烈抵制。（庇隆主义，指的是以20世纪40年代阿根廷前总统胡安·庇隆主张的“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为主旨。）

这种司法任命危机与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形成镜像对照。2016年，特朗普上任后迅速提名保守派法官尼尔·戈萨奇填补最高法院空缺，引发民主党激烈反对；2020年大选前，他又强推艾米·科尼·巴雷特的任命，被批"政治化最高法院"。如今米莱在他的第一任期似乎也在重复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操作，试图通过安插意识形态相近的法官，为未来可能面临的经济改革法律挑战铺路。毕竟米莱的偶像特朗普就吃了最高法院保守派占据大优的红利，他没有理由不这么做。

阿根廷最高法院法官曼努埃尔·加西亚和米莱握手

司法任命受挫只是米莱近期连串政治挫折的缩影。2025年3月，阿根廷联邦法院叫停了国家银行私有化计划，法官阿莱霍·拉莫斯·帕迪利亚裁定政府未能证明改制的必要性。此前参议院已否决包含600多项条款的经济放松管制法案，42票反对25票支持的投票结果凸显米莱政党在国会两院的弱势地位。这些挫败共同构成了一个民粹主义领袖的典型困境：高调竞选承诺遭遇制度现实的无情制约。

米莱与特朗普的相似性不仅体现在政治风格上，更根植于相似的社会土壤。两人都崛起于传统政治精英信誉破产的真空期，都承诺以"激进变革"打破既有体制。特朗普的"抽干华盛顿的沼泽"与米莱的"炸毁阿根廷的央行"形成呼应。但阿根廷的政治体制比美国更为脆弱，经济危机比美国更为深重，这使得米莱的改革尝试面临更大风险。当特朗普能够依靠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多数地位推进部分议程时，米莱所率领的“自由前进运动”联盟仅拥有72个参议院席位中的7席，这种极端弱势迫使米莱更频繁地诉诸总统令等非常规手段。

阿根廷最高法院法官们

外交政策上，米莱刻意模仿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他高调示好特朗普政府，寻求华盛顿对其经济改革的支持，甚至在加密货币欺诈案面临美国集体诉讼的敏感时刻仍坚持访美。但这种亲美姿态在国内引发争议，尤其是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问题上的言论招致强烈反弹。2024年2月，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2月登上该岛宣誓主权，在阿根廷招致不少批评，总统米莱却一度沉默。

米莱的经济休克疗法正在付出高昂社会成本。2023年底上任后，他让比索贬值50%以上，而如今，据阿根廷权威研究机构最新调查显示，阿根廷正经历严重的社会结构变化，中产阶级正在快速消失，大量民众滑向贫困线边缘，形成所谓的"几乎贫困"群体。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看，米莱困境揭示了拉美民粹主义的结构性矛盾。这些自封的试图废除各个机构的"反体制斗士"一旦掌权，往往发现自己不得不依赖既有体制推行改革，进而陷入自我否定的怪圈。

米莱在去年2月终于见到了他的偶像特朗普，那时候特朗普还没有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米莱一开始选择的路本来就充满悖论：当上总统后，妥协可能背叛其民粹主义基础，强硬则可能引发更强烈的制度反弹。这种两难处境恰是当代民粹主义领袖的宿命——他们以反建制旗号崛起，最终却不得不与建制共舞。

当米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总统府思索下一步行动时，大西洋彼岸的特朗普或许会投来理解的目光。两位跨越南北半球的民粹主义偶像，正以不同方式诠释着同一政治剧本：如何在一个日益分化的时代，既做体制的批判者又做体制的操纵者。答案或许很简单——这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文案丨庐山烟雨

编辑丨浙江潮

图片丨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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