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关系质变与多极化进程加速
特朗普在就职第二个总统任期后迅速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其力度之大、速度之快、路线变动之彻底、吃相之难看令人印象深刻。整体来看,特朗普就职后的外交路线是高度倾向于孤立主义和重商主义的,他试图让美国快速从各种战略负担中解放出来,以此在集中美国资源的同时快速破坏建制派赖以生存的全球利益链条,一如亚历山大斩断“戈迪亚斯之结”那样,从而确保新右翼能持续赢得选举的同时让“美国再度(如同19世纪那样)伟大”。
基于这样的逻辑,特朗普毫不避讳地彻底改变了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将乌克兰迅速抛弃甚至公开“痛斥”泽连斯基。与此同时,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JD万斯“威胁是在欧洲的内部”演讲让欧洲国家手足无措,却也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公开表明了美国新政府对跨大西洋关系的基本立场。这背后,是二战后的全球秩序的关键组成已经坍塌。
JD万斯的演讲与台下欧洲人的鸦雀无声
跨大西洋关系的历史与美国的全球霸权
欧洲作为现代性的发源地,率先实现了人类社会组织的“突变”,并由此成为全球最早完成工业化的区域。尽管在19世纪末,随着美国和日本的崛起,全球工业中心逐渐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扩散,但欧洲在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中依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欧洲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其内部由多个民族国家构成,这些国家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相互博弈,一方面鼓励了国际竞争,另一方面也导致了频繁的冲突与战争以及政治实体之间的相互吞并。欧洲一体化事实上在这一进程中不断发展,欧洲的政治实体一直在持续减少,直到有关欧洲霸权的争夺最终以两次世界大战的形式爆发,反过来摧毁了欧洲的主要大国。
1946年的柏林街头
美国在战略上于二战结束后才真正放弃孤立主义,转向凭借美国国力优势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秩序。作为一个离岸平衡手,一方面美国需要防止欧洲出现一个统一的大型领土帝国,以避免欧洲成为与美国势均力敌的战略对手。另一方面,美国也希望可以全面进入欧洲市场,并深度整合欧洲现成的工业、技术、资本、人才等现代经济要素,以此进一步巩固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实力优势。由此,美国借助着“马歇尔计划”,在欧洲重建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通过美国军事力量、资本、工业产品的大面积进入,美国的标准、文化等软性要素同时涌入欧洲,对欧洲社会进行了深度重塑。从欧洲企业并购、技术共享,到破坏和重塑英法残存的殖民体系,乃至“辱法”笑话和德国的持续自我道德贬低,这都是美国重塑欧洲的结果。
欧洲一体化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很难避免的自发现象。对于欧洲一体化,美国长期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美国希望欧洲一体化可以成为美国扩张经济利益的机遇,另一方面美国也非常担忧欧洲一体化最终组成一个统一的、与美国不相上下的大联盟。这种矛盾的态度在实践层面的落脚点就是“可控”,即美国不阻止欧洲实现经济一体化,但会压制欧洲在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的战略自主潜力,从而借助欧洲一体化实现更高效的经济汲取。
为了防止欧洲一体化进程失控,美国借助苏联/俄罗斯这个侧翼,持续制造欧洲的不安全感,用这个方式迫使欧洲在安全上借助北约依赖于美国。同时,美国事实上也对欧洲的战略独立倾向保持持续的压制状态。我们仍然记得特朗普第一任期中默克尔和马克龙已经在公开讨论建立“欧洲军”,而2022年俄乌冲突则已经让欧洲紧紧跟随着美国。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俄乌冲突可能还会晚一些爆发。
美国的战略是成功的,他们甚至成功地将这一战略延续到了苏联解体后的现在。美国对欧洲的深度控制不仅维持了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帮助美国赢得了冷战,也在很大程度上将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单极时刻”延续了近40年。美国对欧洲的控制,与对日本的控制一样,构成了战后国际体系基本秩序的重要组成。这就是美国如此重视“跨大西洋关系”的原因,在逻辑上美国不应该放任欧洲实现战略独立,即便今天这也不是个合乎美国霸权逻辑的选择。
从整体上看,美国要维持霸权就需要控制欧洲,当美国不试图控制欧洲就相当于美国放弃了霸权,真正意义上的多极化就会开始。那么,是什么让美国选择这种“战略自裁”?
特朗普政策下的美欧关系剧变
可谓成功乃失败之母,美国在1991年后的“单极时刻”过于成功,以至于美国自身的新自由主义秩序中的缺乏再分配、过度依赖自由市场的矛盾被不加掩饰地放大,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局面。美国内部的分配已经严重失衡,塑造了“全球美国”和“本土美国”之间的矛盾,并导致在政治上出现了“新右翼”与“(自由主义)建制派”之间的激烈矛盾。在2021年后,这一矛盾在特朗普集团的运作下已经被制度化、具象化为共和党与民主党的矛盾。
特朗普对欧洲的态度是明确的,他以美国本土为优先,希望美国从国际“责任”中解脱出来回到孤立主义中。特朗普眼中,这些国际干预是美国的负担,并且其政敌(“深层国家”)从这些国际干预中持续获益。因此,特朗普要求欧洲“自行承担防务成本”,甚至借助马斯克直接对欧洲的极右翼政治力量喊话,以此破坏美国建制派与欧洲建制派实现联动的可能性,并可能顺带伺机再向欧洲索要一笔巨额的“补偿”。特朗普完全不在意美国对欧洲的承诺和长期的战略影响,其目的就是颠覆此前美国对欧洲战略的基本逻辑。建立新秩序不重要,破坏旧秩序很重要。
特朗普坚决放弃乌克兰并接近俄罗斯是试图将美国从高昂的对乌援助中解放出来,降低美国的总体开支,并为未来集中力量处理更麻烦的战略对手做准备。但同时,特朗普放弃乌克兰并削弱在欧洲的安全防务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美国长期战略的自相矛盾,一如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更容易助推美国的通货膨胀一样。从长期来看,这会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欧洲将会趋于战略独立,具体周期并不明朗但路线是可以确定的。一个战略自主的欧洲从长期来看将重新成为美国需要额外竞争的战略对手,美国的资本、产品也将重新面临30年代那样的关税壁垒,导致美国可用资源规模降低一个数量级,并与欧洲逐步在经济上形成竞争而不是目前的协作体系。
第二,欧洲极右翼固然与特朗普这样的美国新右翼是意识形态的同盟,但右翼本质上是保守而又务实的,且现在的西方右翼往往成为“本土利益守护者”。由此,在欧洲与美国发生矛盾的情况下,欧洲的极右翼很可能会选择与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对抗而非合作。而特朗普对美国“深层国家”的瓦解将会使其削弱乃至失去对欧洲的干预能力。
德国右翼已经在大选中获得胜利
第三,美国还可能不得不投入更多资源用于处理和协调走向战略独立的欧洲与美国在其他地区形成的战略竞争。比如西班牙与拉美关系极为密切,战略独立的欧洲可能以此为跳板深入美国的后花园,并迫使美国投入更多战略资源来进行合作。在非洲,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法国对非洲国家经营的深度远超美国,这反过来也将阻挡战略撤退后的美国从全球汲取利益的脚步。
第四,美国与俄罗斯的和解从长期来看缺乏与联合欧洲相当的战略收益,美国在关键领域与俄罗斯存在竞争关系,俄罗斯只要不重蹈叶利钦时期的覆辙也会追求自身利益,对于美国的战略也缺乏足够的助益。相反,没有了美国,欧洲很可能回过头来与俄罗斯形成新的和解,俄罗斯反而可能成为欧洲战略自主的助益,加剧多极化体系中美国面对的战略压力。
第五,如果美国完全撤离亚欧大陆,最终可能促进亚欧大陆的两端很可能形成新的、深度的联合。而凭借更为庞大的体量,以及亚欧大陆与非洲大陆经济体系的联动,这样的亚欧大陆能爆发的生产能力、市场规模将极为巨大,美国若拘泥于美洲大陆而重新变为世界的边缘。
当然,让特朗普的路线出现自相矛盾的前提是一个战略自主的欧洲出现。现在的欧洲可行吗?
欧洲的战略独立与挑战
欧洲目前的反应仍然是迟缓的,因为欧洲根本没有做好短时间内提出可行路线转变的准备。欧洲目前仍然在安全上依赖于美国,并没有在俄乌冲突的三年中发生实质性的改变。经济上欧洲也仍然与美国存在着深刻的联系,这些联系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弦更张。政治上,欧盟的一体化程度并没有进步,而欧洲几乎所有的政治精英眼中只有即将到来的下一次选举,缺乏长期战略规划和落实的制度能力。在思想和政治主张上,欧洲虽然发出了诸多战略自主的呼吁,但一方面知识界受美国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影响过深,另一方面这些战略自主也远未成为社会共识,更没有转变为可行的政治解决方案。
从欧洲国家的反应就可以看出欧洲还缺乏准备。朔尔茨在准备着选举、克里斯托夫·霍伊斯根忙着哭泣、贝克博格在列举数字惊人但落实能力可疑的“大饼”、马克龙还想着“祸水东引”、英国前首相鲍里斯还在试图对基辅做出持续但不知道如何落实的承诺。很显然,现在的欧洲精英没有做好准备,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准备。
而且,一个统一的欧洲本身也有大量内在矛盾。首先,现有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尚未统一财权,各国财政主权没有让渡,这会让统一资源配置变得非常困难。如果欧洲真的想与美国、中国或者俄国这样级别的超大规模实体竞争,就必须让渡更多的主权,而不是按现在松散的“一票否决”制那样浑浑噩噩。那么,目前欧洲的民选政府、深受自由主义塑造的知识界和文化界是否敢于做出这样的大胆举动呢?从目标的表现来看,欧洲精英精明有余,胆识和责任感不敢恭维,他们被持续的、分散的选举所规训,要担起这样的历史责任的“天降猛男”可能无法在目前选举中出现。
其次,在没有统一配置资源的情况下,由于欧洲各成员国对俄国威胁的感知不同,这种感知差距在没有有效中央政府调控和统一配置的情况下将是很大的阻力。将防务开支提高到GDP的5%对于东欧可能可行,但为了欧洲一体化牺牲自己实体经济的南欧真的愿意为德国、法国和波兰的再武装化承担额外成本吗?欧洲启动统一行动的难度依然巨大,其效率必不如单一的主权国家。
再次,欧洲如果要战略独立,将仍然会以法国-德国为基轴,法德之间尽管已经和解,但俄乌冲突破坏了德国制造业的能源以及原材料供应,非洲的变化破坏了法国在非洲的控制力。这两者在实力明显受损的情况下还需要承担欧洲的领导,将同样是个考验。
“北溪”管道的遇袭让欧洲特别是德国能源成本大幅度攀升
最后,美国的战略退却具体方案还不明确,如果美国仅仅是部分退却,如要求1990年后加入北约的国家退出北约,那么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内部压力会进一步失衡,欧洲具备集体行动能力恐怕将遥遥无期。而如果欧洲迟迟无法真正战略自主并形成集体行动能力,与乌克兰一道被摆上餐桌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
欧洲的分散和羸弱需要时间去弥补,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特朗普并不打算给欧洲人时间,这意味着被迫走向多极化的欧洲很可能将要额外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对于现在慌了神的欧洲领导人而言,情况可能比他们预计的还要严峻。
展望:全球多极化的格局与未来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中国、俄国能够更好的适应多极化,全球格局将呈现一种剧烈且深刻的变化。
美国的战略退却有很强大的国内动力,同时美国依然可以凭借存量优势保持自身的国力相对优势,特别是他们如果能在犹豫不决的欧洲身上再榨取超额利益的话。整体上看,美国即便战略退却仍然可以作为多极世界的一极继续活跃在世界舞台。然而,如果美国国内政治出现反复,那么美国很可能会在路线来回拉锯中浪费更多既存优势,从而加速内部衰弱。
俄罗斯从2014年后就开始反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2022年开战后更是如此,因此美国的战略退却和美俄媾和非常符合俄罗斯的战略利益,甚至可以说让俄罗斯很可能达到“特别军事行动”发起之初的大部分目标。但俄罗斯的问题在于自身缺乏体系化且有竞争力的实体经济,以及缺乏可控的市场规模,这些困难并不是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就能解决的。
欧洲一体化仍将继续,不过速度将很难有实质性的提高,甚至可能出现短期的倒退。在欧洲重塑战略自主能力的过程中,他们很容易成为其他权力中心瓜分的目标,并为此付出不小额外代价。欧洲是多极化进程中较有不确定性的一方,长期看欧洲可以构成一极,但短期中的反复也将很频繁。
而至于其他的国家,未经历真正意义上现代社会革命的印度距离单独成为一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土耳其则可能以接收部分俄罗斯战略收缩遗产的方式加入更大范围的地缘博弈之中。日本与韩国则需要在美国可能的战略收缩中找到合适的位置,他们可能很快会发现美国的战略收缩对于他们将更为不利。
近年将会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集中发生变化的时期,对于世界各国而言将是更有难度的挑战。在这一进程中审时度势,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同时主动塑造变迁中的秩序,这将是对大国战略能力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