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陕北红军要评一位元帅，这个人比刘志丹更有资格
提起我国革命时期的元帅，大家肯定都会想到1955年被国家授予“十大元帅”称号的那十位革命元勋，像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等。
这十位元帅，徐向前是山西的，叶剑英是广东的，剩下的，大多都是湖南湖北或者四川的。可陕北地区，那可是革命根据地，是革命的摇篮，却一个元帅都没出。
于是，就有人发表看法了，说要是在陕北的革命先烈当中评选出一位元帅来，那肯定是刘志丹没跑了。
他可是陕北红军、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2009年，他被评为百位为新中国革命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革命英雄中的一员。把他称作陕北的元帅，好多人都支持。
但也有人有不一样的看法，觉得真要是评选的话，谢子长得到这个“元帅”的名号可能会更恰当。
为啥这么讲？
1897年，谢子长在陕西安定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出生，他家境还不错，有兄弟三人，他排行最小。
他出生之时，大清王朝虽还没玩儿完，可已经摇摇欲坠、满身是伤了。《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净是些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事儿，老百姓的日子苦得没法说，好多人连饭都吃不上，还谈啥让孩子上学。
清王朝垮台之后，世界上的列强都对中国垂涎三尺。当时的中国，就好比是一块没主儿的肥肉，各个列强都想扑上来咬一口，再分走一块。那些长期遭受压迫的穷苦老百姓，被这种看不到希望的生活折磨得都绝望了，变得麻木不仁，连反抗的心思都没有了。
谢子长在少年的时候，就悄悄立下了赶走列强、复兴中华的伟大志向。他打算通过“读书”“教育”，把人们麻木的内心敲醒，让那颗心再次鲜活地跳动。
后来，他自己亲身经历了一件事，这让他这个想法更加坚定了。
那时候，谢子长正在西安的省立一中读书。正值寒假，好几个月没碰面了，他一回到家，爸妈和哥哥都特别高兴。吃了一顿接风饭之后，就唠起了家常。
谢子长把学校里的那些趣事，一件一件讲给长辈们听，把长辈们逗得哈哈大笑。父母兄长，也会在他回来的时候，把他不在期间家里、村里、县里的大小事情，跟这个幼子（幼弟）念叨念叨。
翻来覆去的，就说到县长了，说他鱼肉乡里、欺压百姓的事可多了。老话说得好：耳听为虚，眼见才为实。谢子长为了拿到真凭实据，就天天出去走访，扎到群众里，打听和搜集县长都干了啥。
这县长，他有个哥哥，没个正经工作。县长就安排他哥哥去管县里的粮草仓。这粮草仓可是个能捞油水的好地方。这县长的哥哥也真没浪费这个好机会，他从老百姓那儿收粮草的时候，给的价钱比市场上的收购价还低，然后转手卖出去的时候，价格却比市场零售价还高，就这么一倒腾，差价就都进他自个儿腰包了。
要是碰到那种硬茬儿，不愿意把粮草卖给他的，他就会拿“不配合官府做事”之类的话，或者随便找个借口，把人逮到监狱里，要挟人家的家人，一直到对方服软为止。
这种事可不少，老百姓都满肚子怨言。谢子长把这些犯罪的证据一个个都收集好，写了诉状，递到府衙去告状了。
但大家都知道官官相护嘛，这状子递上去，就跟扔到海里的石头似的，一点动静都没有。谢子长好几次以学生的身份想求见府台大人，可每次都吃了闭门羹。没办法，只能去求学校的老师。最后还是校长杜斌丞出面，找了人脉给府台施压，这才不得不受理这个案子。
铁证如山，而且上面又施加了压力，县长他哥最后得到了应有的惩处，县长也跟着被免职了。这可太让人痛快了！
这事儿之后，谢子长就特别想办学校，想着用“教育救国”的法子，把官场风气重新变好。书还没读完，他就回自己家乡去办了一所小学，毕竟得从娃娃开始抓起。可是，他这个想法很快就没了。
那时候有个大军阀叫井岳秀，他在陕北榆林那块儿就像个“土皇帝”似的，大家都管他叫“榆林王”，还跟张作霖结拜过。他一直守在陕北，放任手下的兵干坏事。今天拉这个去当差，明天拽那个去当差，又是压榨又是抢夺的，老百姓都成了他免费的劳力了，哪还有多余的钱供孩子上学。
这件事对谢子长而言，就像被人猛地敲了一棒，一下子就把他给敲清醒了。“在现在这个社会，只有手里有枪杆子才是真道理。”于是，他很干脆地就放下书本，在1922年秋天，考进了阎锡山创办的“太原学兵团”，去学习和培养军事方面的知识与能力了。
之后，他就开始接触“列宁主义”，还有那些新的救国思想。1925年冬天的时候，经由白超然等人介绍，他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他以前在家乡办过民兵团，有这方面的经验。入党以后，党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回自己家乡接着发展民兵力量。
没多久，在李象九的帮忙下，他就带着自己的民兵加入到石谦的队伍里了，石谦可是归井岳秀管的。这样一来，谢子长闹革命就有了正当身份，还把石谦手底下的人发展成了一支特殊的共产党员队伍，让革命事业打进了敌人内部。
1927年那会，蒋介石、汪精卫他们先后叛党，好些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都被杀害了。石谦得知这情况后，老是在兄弟们跟前念叨，为那些被害的人抱不平，这事儿就传到他上司井岳秀耳朵里去了。
自己的部队里有这么个人，要是哪天事情败露了，那自己肯定得被牵连。井岳秀就这么想的，然后在一个夜里，趁着石谦没防备，派人把石谦给残忍地害死了。这事儿一出来，石谦的那些手下可就不干了，都叫嚷着要给旅长报仇。
在情绪特别高涨的时候，石谦手底下4个连的兵力，由谢子长他们带着，就发动了清涧起义。可领导层的作战计划不统一，大家力量不能往一处用，刚开头打了几场胜仗之后，就一个劲儿地往后退，最后这起义就失败了。
谢子长他们调整了好几个月后，又组织了渭华起义，可碰到敌军重兵围剿，最后还是失败了。
这两次起义都失败了，中途谢子长带兵突围，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就说他有“逃跑倾向”，这就是典型的“右倾主义”。结果他被强行夺权，还被派到上海去“受训”了。
在这期间，谢子长从未给自己辩解过。兄弟们替他感到不公的时候，他老是拿“只是换个地方干革命罢了”这句话来安慰兄弟们。
过了一年，1933年的寒冬时节，谢子长以特派员的身份又一次回到了陕北家乡。
那时候的陕北，完全被白色恐怖给笼罩着。国民党张建南部，还有张丕成、张丕胜兄弟俩带的反革命民兵团，对红军游击队是一顿围剿。两边兵力差太多了，游击队只能不停地往后退，打一仗败一仗。支队长张世清同志牺牲以后，队伍军心就乱了，人都散到各个地方去了。
国民党的反动气焰越来越嚣张了。瞅着红军游击队没了主心骨，就一个劲儿地大肆围捕。那时候，有300多人被抓进监狱，遭受着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好多人就被杀害了，还有那些被牵连的爱国志士和革命群众也没逃过厄运。陕北的天空就像被乌云遮满了似的，让人感觉压抑得很，气都喘不过来。
谢子长可没被眼前的状况给“吓退”，反倒更铁了心要重新打造革命根据地。在乡亲们的帮衬下，他悄悄联系上了游击第一支队失散的5名革命骨干。瞧着大家一个个没精打采的样子，他就鼓劲说：“打仗嘛，输赢很正常，想干革命就别怕失败。”
那时候，张建南的围剿还没结束，时不时就派人搜山。为了躲开，他们白天就藏在山里的土窑洞中，今天在这个山头，明天就换到那个山头。到了晚上，就去信得过的老乡家里吃饭、住宿，还向老乡宣传革命思想，发动群众力量。
大西北的寒冬腊月那叫一个冷，积雪深得都没过膝盖了，吃的穿的还特别少。谢子长，好东西都留给别人，自己就穿着单鞋，盖着茅草，脚趾头都给冻烂了，路都走不成，可他还一个劲儿地鼓励大家说：“可不能被眼前这些困难给吓住了，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啥都会好起来的。”
他领着大伙一块儿总结经验和教训，剖析当下的形势，拟定革命计划。之前起义失败的主因，就是缺乏广大农民作基础，光想着在城市闹革命，这就脱离群众了。这么做的结果就是，一旦失败，就没路可走，没有周转的空间，只能重新开始。
所以得紧紧跟上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革命脚步，在农村把根据地建起来，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这才是共产党人的根本。
谢子长一直努力，没过多久就再次组建起红军游击第一支队，而这正是陕北第一支正规革命武装部队的前身。
这支队伍重新组建后，由谢子长带着，在李家岔、梨花台这些地方，狠狠地打击了张丕成反革命民兵团的嚣张气焰。
这消息一传开，那些土豪劣绅就慌了神儿，成天担惊受怕的，就怕哪天自己脑袋不保，家里的金山银山都归了老百姓和共产党。这些人凑一块儿商量了一下，就打发一个叫贾生金的地主出去，去请国民党反动派张建南到村子里来修碉堡，好保护他们。
谢子长一得到消息，当下就决定当晚就出发，打算把他们的计划在刚冒头的时候就给灭掉。哪晓得张建南部比他们先到一步，而且还占了制高点。
两军刚一碰面，战斗马上就打响了，那打得叫一个激烈。谢子长带领的部队好几次进攻都没成功，还好像有点被对方压着打的感觉。照这样发展下去，情况可就不妙了。再说了，如果让敌人得逞，把碉堡建起来，那之后再想把这个地方拿下就更费劲了，到时候伤亡也会更惨重。
古人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嘛。那枪子儿就跟雨点似的，这时候谢子长把胳膊用力一挥，大喊：“只要把这个山头拿下来，咱们就赢！冲！”喊完他第一个就冲出去了，其他人也立马跟上。刹那间，喊杀声响成一片。张建南部，刚开始还愣了一下，紧接着就被这股子冲劲打得七零八落，到处乱跑。
这一战过后，红军游击队的名声越来越响亮，人数一下子就扩充到了上百人，革命力量也得到了稳固。
张建南这边遭到这么沉重的打击后，碉堡建不成不说，在那些土豪劣绅跟前也没了威信。他又气又羞，就联系上了之前老是被我军狠狠打击，一肚子气没地方撒的张丕成、张丕胜兄弟俩。
这些人勾结在一起干坏事，为了报复谢子长等红军革命同志，就把枪口朝着无辜百姓和革命同志的家属去了。
谢子长刚参加革命那会，他爸就招呼全家的男丁，只要不是小娃娃，都投入到革命斗争里去了。谢家总共38人参加了革命工作，有9个人牺牲了，而且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时候牺牲的。
先是他大哥，为了躲开国民党反动派的抓捕，躲进深山里，生病的时候没医没药，就那么死了；二哥被抓进监狱，硬是被刑讯逼供折磨死了；他那几个侄子、侄女，也都被那些“豺狼”害死了。就一年多的时间，谢家就多出了六个老少寡妇。
敌人想靠这个法子动摇、削减谢子长的革命信念，可他们没得逞。他们这种下三滥的做法，反倒让谢子长把革命干到底的意志更坚定了，他得把那些施暴的家伙全都依法惩治。
谢子长带着仅仅100多人就进城去救那些被抓的群众。嘿，就这么点人，可那气势就像雷霆一样，勇猛得万夫莫敌，一下子就救出了200多人！再看看那些自称是精兵强将的家伙，瞅见我军漫山遍野随风飘扬的红旗，一个个吓得浑身直哆嗦，全都缩在城里，连头都不敢冒一下。
负责监视的就只有一连的兵力。谢子长跟同志们一合计，就打算拔掉这颗“钉子”。当天夜里十二点，红军战士就把敌军的碉堡给包围起来了，趁着黎明前最黑的时候，战斗就打响了。
河口这地方，地理位置本就特别险要，易守难攻的。敌人还占着制高点，火力那叫一个猛。谢子长就在前沿阵地上亲自指挥战斗，可即便这样，一时间也没法把这地方给攻下来。后来，后方的群众送来了情报，说是敌人的支援部队正往这边赶过来。没办法，只能先撤了。
一直到这个时候，战友们才晓得谢子长受伤了，子弹打中了右胸，伤得可重了。为了不让军中的士气受影响，谢子长受伤的消息就没往外传。
子弹是取出来了，可疮口不小。当时，缺医少药的，就算有专门护理的人，那也相当危险。更何况还是打仗的时候，根本就没那时间和地方能让他好好养伤。
就这种情况，谢子长还一个劲儿地指挥战斗，在董家沟又一次把负责围剿的高玉亭部给打退了。到这儿，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计划就彻底玩儿完了。
后来，谢子长都不顾自己的伤势越来越重了，带着同志们和早就被他安排到敌人内部的白应奎、刘光汉来个里应外合，一下子就把在当地作恶的张丕成兄弟俩的反革命民兵团给全消灭了。李丕成直到死前还在呼呼大睡，就被谢子长的侄子谢绍安一枪给打死了，到死都没明白是咋回事。
谢子长为了百姓、党和革命除去了一大祸害，可他因为没得到好好医治，又操劳过度，最终伤病没法治好了。
老百姓听闻谢子长病得很重，哪管这几十里山路有多难行，全都扶着老人、带着孩子，踩着积雪，迎着寒风，把家里最好的食物带上，就为去看看他。慢慢地，一个院子满是人了，一条路、一个村子也都满是人了，谁也劝不走，就这么静静地守着，守着他们的盼头，也守着革命的希望。
谢子长逝世的时候，年仅38岁。他在弥留之际念念不忘的还是那些百姓，他觉得自己为百姓做的事太少了，就这么离开人世，实在是辜负了百姓对他的一片深情。
后来，毛泽东知道了谢子长的英雄事迹后，就在他的墓碑上题了“民族英雄，虽死犹生”这几个字，用来表示悼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