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上的失败传至国内引发五・四运动，北洋政府不得不让步

民国八年（1919年）5月3日晚7点，北大学生和北京高校的代表都集中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这次集会是一个临时的动议。北大的爱国学生在蔡元培校长那里得知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原来德国侵占山东的胶州湾和青岛，德国战败了，应该归还给中国。但是在巴黎和会上，把德国在山东，特别是在青岛的权益划给了日本，中国人民愤怒了。

在5月3日晚这个会议上，首先由《京报》社社长，也是北大新闻系的导师邵飘萍，介绍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斗争失败的情况。很多热血沸腾的青年学子上台发表即兴的演讲，大家都非常痛恨西方列强的霸道行为，同时也批判了北洋政府软弱卖国的行为。

就在这时，一个16岁的北大新生来到会场，他手上拿着一把刀，说：“如果今天这个会议不通过一个决议向北京政府施压，我就要自杀。”也就在这时候，一个叫谢绍敏的学生，他撕下了自己的衬衣，咬破了中指，在白布上用鲜血写下了“还我青岛”四个大字，并把他的血书高高举起。大家纷纷跟着喊，“还我青岛”、“还我山东”、“我们要行动起来，制止北洋政府的卖国行为！”就在这个会议上确定了第二天，也就是5月4日，要在北京市举行大游行。

那巴黎和会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民国七年（1918年）11月结束的，民国八年（1919年）1月在巴黎召开了和会。这个和会表面上是协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分赃会议。这个会议实际上是重新划分了西方主要国家的势力范围。

当时日本的要价很高，和美国、法国、英国讨价还价，美国、法国、英国为了安抚日本的情绪，就把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的国民期望值原本很高，因为我们是战胜国，应该把山东的权力归还给中国。结果不仅没有归还，反而转让给另外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所以人民群众特别地悲愤。

民国八年（1919年）的5月4日，北大学生从北大的红楼出发，浩浩荡荡齐聚到天安门，全市还有十几所学校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人数大概有3000人左右。在这样一个热烈的气氛之下，大家举着小旗呼喊着口号，手中展示着《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爱国学生们一边分发着《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一边浩浩荡荡地向东交民巷行进。东交民巷是当时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使馆区一个比较集中的地方。当游行队伍到了东交民巷西口的时候，被一个铁栏杆拦住了。当时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的使馆工作人员都说：“我们的公使不在，出去了，我们不能接受你们的意见书。”这时，游行队伍要求通过东交民巷，但被军警拦住，不让游行队伍往前走。经过几次交涉，军警说“从东交民巷穿过去，要经过总统府批准，我们打电话给总统府联系。”

学生们在烈阳之下等候。两个小时过去了，一点信息都没有。这时候有一个学生喊：“我们要到外交部去抗议，我们要找卖国贼算账！”

游行队伍又浩浩荡荡来到外交部街，然后又从外交部街来到赵家楼胡同，到赵家楼胡同去干什么呢？找曹汝霖算账。为什么要找曹汝霖算账？曹汝霖是一个亲日派官僚，他曾经留学日本，和日本的财界、政界，都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回国以后，他曾经担任过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财政总长，后来又担任外交总长。中日的民四条约卖国条约，他也是主要的谈判人之一。所以在爱国学生心里，曹汝霖就是一个卖国贼。

到了赵家楼以后，军警密布，曹汝霖公馆的大门紧紧关闭。这时，学生们喊道：“卖国贼曹汝霖，赶快出来！”这时，有一个叫匡互生的学生，他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班学生，湖南人，他从小练过武，有一番功夫。他看到曹汝霖公馆的围墙上有一个玻璃窗，于是跳上去一拳打碎了一个玻璃，他从玻璃窗上翻下去，到了曹汝霖的院子里面去了。这时候警察围上来要准备抓他，匡互生说：“弟兄们，我们是为了爱国，我们要找曹汝霖算账，这个事情和你们没有关系，希望你们站在民族大义的一面，协助我们。”军警听到他这一番话，就站在旁边不动了。随后，匡互生打开了曹汝霖公馆的大门。大门一打开，学生们就涌进了曹汝霖的公馆里。

曹汝霖‍

曹汝霖这天中午正好去了大总统府，这时候有人给他报信“学生围着你那里，你不要回去”。他当时不在乎：“学生赤手空拳，我怕他们干什么？”他邀请章宗祥到他家里，这时候学生已经涌到里面去了，一听到人声涌动，他们两个人就让佣人们赶紧把他们藏起来。曹汝霖躲到宿舍旁边的一个箱子间，章宗祥躲到了地下室。这时学生进入了曹汝霖的公馆，进去一看，里面设施非常豪华，而且很多东西都是日本货。

更令人生气的是，曹汝霖家里还供奉着日本天皇的相片，这一看大家就更生气了，这个卖国贼还供奉日本天皇的照片，这是十恶不赦的卖国贼。一气之下点了火柴，把曹汝霖家给烧了。

火一点起来以后，大家还要找曹汝霖算账，躲在地下室的章宗祥这时候躲不住了，火烧起来了，他就跑出来了。学生将章宗祥误认为是曹汝霖，就把他狠揍了一顿。这时候大批军警赶到，一部分学生就退出了，军警在现场抓了32位爱国学生，把他们拘留起来，审问他们“谁是你们的主使人？你们听谁的主使？”学生们说：“我们没有主使人，就是我们自己决定要采取这样的行动。”

这时，消息传遍了整个北京城，5月5日全市进行了总罢课。北洋政府一看势头越来越大，而5月7日又是国耻日，国耻日这一天很可能还要爆发更多的游行、抗议的行为。关了两天以后，到5月6日就匆匆忙忙把这32名被捕学生释放了。各个学校都派代表去迎接这些被捕的学生，这些被捕的学生还不愿意走，说多关我们一天民众就多觉悟一天。如果把我们这些人都杀了，那全国人民都起来了，不愿意出去。后来经过大家再三的劝说，终于把他们接出来。很多学校都把这些被捕的学生抬起来，当成英雄一样，欢迎他们回到学校。

郭钦光是北大的学生，与北大爱国学生一起上街游行示威，冲向赵家楼搜寻卖国贼，受到曹汝霖卫兵的殴打，并目睹反动当局对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实行镇压，因而激愤不已，当场呕血不止，被送进法国医院抢救。郭钦光在医院期间，处于昏迷状态，偶尔清醒过来。当同学们告诉他关于爱国活动进行情况时，面部便露出胜利的笑容，并叹息着说：“国家濒危，政府犹以狮子搏兔之力，以压一线垂尽之民气；日政府待我留学诸君之事，不图乃见于生斯长斯之祖国，事可知矣。”并对反动当局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镇压爱国同胞的倒行逆施表示气愤。说完又吐血不止，一直延至七日溘然逝世。时年仅二十四岁，当时家中遗下老母、妻子和女儿。

郭钦光

郭钦光是五・四爱国运动第一位献出生命的烈士，在法科礼堂举行了一个几千人的追悼会，追悼会上，大家历数了反动军阀迫害学生的行为，来赞扬郭钦光不畏强暴、爱国爱民族的气魄，这又把学生们的情绪提起来了。

不仅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都举行过几千人的追悼大会，来纪念这位五・四运动当中第一个牺牲的烈士。这么一来，又掀起了一个高潮。在这个追悼会中，有些学生非常气愤，其中有一个学生扯下了他头上戴的日本帽子，把它撕碎，扔到地下，表示要爱国，不用日本货。有许多学生把身上的日本的东西纷纷抛弃，从这里又掀起了另外一个热潮——抵制日货，推广国货。很多学生还上街推广国货，要爱国就要多用国货，这都反映了当时爱国学生的心理和行为。

这几个事件以后，五・四运动开始波及到全国各地，上海、天津、广州、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等，这些地方的学生也都纷纷行动起来，从五・四运动开始，变成一个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

这个趋势使得日本非常紧张。到5月21日，日本的驻华公使向北京政府递交了一个照会，说中国反日的风潮非常严重，这样下去对两国的关系会造成最大的危害，日本方面表示深感忧虑，希望北洋政府采取有力的措施制止这种反日的行为。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不久，北洋政府发布两道命令，第一，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评功摆好，为他们开脱；第二，污蔑学生的爱国运动是非法的。

这两道政府法令发布后，学生们质问：“卖国竟然有功，爱国反倒有罪，这个道理到哪里去说？”学生的正义感受到了广大各阶层的群众的理解、拥护和支持。

也就在这时候，上海的工人行动起来了。上海是当时中国第一大工业城市，它集中了中国约四分之一的工人阶级力量，所以上海在这次行动当中是发动得最早，也是斗争较为坚决的地方。

民国八年（1919年）6月5日，在上海的日资公司及上海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以及日华纱厂的两万多名工人同时起来罢工，他们的口号是：“我们不为仇人做工。”

随后，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轮船工人、海运工人也纷纷罢工，整个罢工声势浩大，此次工人的罢工完全出于爱国热情，也是出于对学生们的支持。罢工的性质是政治斗争，过去工人运动大部分都是经济斗争，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这一次反帝爱国斗争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政治大罢工，它的意义非常重大，已经从经济斗争转向了政治斗争。它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已经觉醒，站在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展现出自己的意志和愿望。

这时候上海的工人不仅起来罢工、游行，还在各个方面造声势，过去游行都是拿个小旗子、三角旗子走。大家感觉这个不够，上海的一些工人就组织起来，用铁和木头做了一个六丈高的大彩门，上面写着“勿忘国耻”四个大字，在街上非常醒目。

这时候商人也开始行动了，有一个理发馆，理发馆的门口贴了个牌子，上面怎么写呢？“国事如此，无心整容，请顾客不必光临。”

全国各地的工人，有京汉铁路工人、有天津的人力车工人、有杭州的工人、有九江的工人，将近100个城市的工人纷纷起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以独立的姿态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五・四运动不仅范围广，参加这个运动的阶层也非常广泛，不仅有学生、有工人、有店员，还有高级知识分子、名流、公务员，大家熟悉的陈独秀、李大钊这时候也投入了运动。

陈独秀和李大钊是当时在社会上声望很高的名家，像这样子的名家能投入到群众运动当中去，那是很难得的事。

陈独秀亲自主持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北京市民宣言》给北洋政府提出了五项最低要求，比如要消除对日的密约，也就是民四条约、要罢免亲日派的官僚、要改组军政机构等等。陈独秀、李大钊自己把宣言印了好多份，带在身上。到了前门外，当时有一个新世界娱乐场，陈独秀跑到了新世界的最高一层，从上面大把传单往下撒，这时候密探一拥而上，把陈独秀抓起来。陈独秀被抓，而且是为了爱国运动被抓，在全国引起了很大震动。全国的很多报刊，像毛泽东当时主持的《湘江评论》都发表文章，孙中山亲自打电报给北洋政府，要求释放陈独秀，保持人的言论自由。北洋政府把陈独秀关了三个月，以陈独秀有胃病为由释放。

全国的五・四运动达到这样的规模，影响那么巨大，发动那么深刻。当时的很多地方当局都坐不住了，像上海的地方当局，天津的地方组织纷纷发电报给北洋政府，要求赶快采取措施满足学生的要求，不然社会就混乱了。北洋政府在各个方面的压力之下，分几次发表了声明，6月10日，大总统徐世昌被迫下令免去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职务。北洋军阀政府释放在五・四运动中被捕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