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十年的复仇：抗战胜利后，何应钦为啥死咬住一个日本人不放？
1946年9月的南京刑场，酒井隆被押赴刑场时，突然回头对行刑官冷笑：“当年刀架何应钦脖子时，他可没这般硬气！”
枪声响起，这位制造“济南惨案”、逼迫签订《何梅协定》的日本战犯应声倒地，而远在重庆的何应钦长舒一口气——这场跨越十年的复仇，终于画上句号。
为什么何应钦在抗战胜利后，顶着蒋介石“少列战犯”的压力，独独死咬日本人酒井隆不放？
这场审判背后，不仅关乎民族大义，更藏着一段刻骨铭心的个人屈辱。
1935年7月的北平，闷热难当。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将一把军刀“啪”地拍在桌上，对面坐着的何应钦额头沁出冷汗。酒井隆狞笑着递过《何梅协定》文本：“何将军，签了吧，皇军的耐心有限！”
这一幕并非虚构。据史料记载，酒井隆曾多次以武力威胁何应钦签署协定，甚至传言在谈判中拔刀架其脖颈。这份协定要求中国军队撤出河北、取缔抗日组织，堪称近代最屈辱的外交文件之一。何应钦被迫签字后，全国舆论哗然，报纸痛斥他为“卖国贼”，连部下都私下议论：“何长官的笔，抵不过日本人的刀。”
这场耻辱成为何应钦毕生心结。他晚年回忆：“签字那日，手抖得握不住笔，墨迹未干便匆匆离席，背后是酒井隆放肆的嘲笑。”
酒井隆的嚣张，源于他早年在中国的“战功”。
1928年北伐军进入山东时，担任日本驻济南武官的他，一手策划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日军屠戮中国军民六千余人，连国民党山东交涉员蔡公时都被割耳挖眼后杀害。
蒋介石在日记中痛呼：“五三之耻，终身难忘！”
1935年，升任天津驻屯军参谋长的酒井隆变本加厉。他策划刺杀亲日报人并嫁祸中国，借此逼迫何应钦签署《何梅协定》；又指挥日军强占华北要地，甚至公然宣称：“华北的事，我说了算！”
这些行径，让酒井隆成为国民政府头号仇敌。
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主张“宽大处理”战犯，汤恩伯甚至建议“选个代表顶罪”。唯独何应钦拍案而起：“酒井隆必须死！少了他，对不住济南城下的冤魂！”
他亲自督办此案，顶着盟军总部“暂缓行刑”的压力，坚持将酒井隆列入首批处决战犯。法庭上，酒井隆仍试图狡辩：“我只是执行命令。”何应钦当庭出示当年《何梅协定》原件，指着泛黄的纸页冷笑：“这上面可有你逼我签的血手印！”
1946年9月13日，酒井隆在南京雨花台伏法。行刑前，他要求写遗书拖延时间，却被何应钦亲信陈光虞厉声喝止：“给你三十分钟，多一秒都是对死难者的侮辱！”
耐人寻味的是，素与何应钦不和的蒋介石，此次却罕见支持他的决定。蒋介石在判决书上批注“克日执行”，并直言：“酒井隆不死，济南的英魂难安。”
这背后是更深层的政治考量：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亟需通过严惩战犯重塑权威。
酒井隆的处决，既平息了民众对《何梅协定》的愤懑，也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中国司法的独立性。正如当时《大公报》评论：“一粒子弹，打碎了‘东亚病夫’的枷锁。”
酒井隆伏法76年后，南京民间仍流传着“雨花台枪响三日不绝”的传说。这场审判的价值，早已超越个人恩怨——它标志着中国从任人宰割到主权捍卫的转折。
何应钦的执着启示后人：历史的伤疤需要正义来愈合。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我可以背负骂名，但民族的尊严不容交易。”
那些曾被刀锋逼迫签下的屈辱，终将以法律和勇气洗刷。
《何应钦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济南惨案全纪录》（山东人民出版社）《抗日战争胜利后战犯处理档案汇编》（国家档案馆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