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年云南军区红色电话突响，电话里，叶剑英：阎红彦在什么地方？

【前言】

1967年1月，云南地区的社会秩序开始出现动荡。考虑到阎红彦的安全问题，中央高层十分关切。周恩来总理在多个场合强调，应将阎红彦转移至北京，以确保其人身安全。

1月7日，云南军区的紧急专线骤然响起。电话那头，叶剑英元帅直截了当地询问："阎红彦现在在哪里？他身边都有谁？"紧接着，叶元帅明确指示云南军区务必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阎红彦的人身安全。这一通电话凸显了当时形势的紧迫性，也反映了中央对阎红彦安危的高度重视。云南军区接到指示后，立即着手部署相关安保工作，以落实叶剑英元帅的具体要求。

【周恩来：他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还想着工作】

云南军区负责人在通话结束后迅速采取行动，制定具体方案，对阎红彦实施周密的保护措施。

当晚，阎红彦与周兴、王银山等人持续召开会议，直至深夜12点才告一段落。会上，与会者经过深入讨论，最终敲定了一系列措施，旨在确保云南的社会稳定。此外，会议还决定次日召开书记处会议，以明确并分配各项任务。

会议一结束，阎红彦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住处，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直到天快亮，他才勉强合上疲惫的眼睛。

1月8号半夜，阎红彦刚躺下没多久，电话铃声就把他吵醒了。

阎红彦一听到电话响，立刻走到电话机旁，拿起听筒。电话那头是陈伯达，但因为口音问题，汪东兴帮忙把内容重复了一遍。

凌晨五点，秘书按计划去阎红彦房间叫他起床，准备参加前一天晚上安排的书记处会议。然而，无论怎么呼喊，阎红彦都没有回应。秘书这才意识到，阎红彦已经去世了。

阎红彦逝世后，昆明市的党政军机关以及广大干部群众自发举行了悼念活动，以缅怀他们敬爱的书记阎红彦。

在2月份，周恩来总理指示云南省委和军区的主要领导到北京，直接向他报告阎红彦的死亡详情。

在听取了云南方面的报告后，周恩来总理深感悲痛，眼中含泪说道：“阎红彦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干部，即使在艰难的环境中，他仍心系工作，始终坚守岗位。”

透过模糊的泪水，周恩来似乎又见到了那位来自西北的坚毅男子。那人诚恳地对他说："周总理，我深感歉意，工作上确实存在不足，让您费心了。我保证会更加用心，把任务完成得更好，绝不辜负毛主席和您的期望，也对得起党和人民的信任……"

【阎红彦：我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1923年，年仅14岁的阎红彦加入了由共产党员李象九带领的“学兵连”。

1925年，李象九注意到阎红彦在革命活动中的突出表现，便主动找他交流。两人见面时，李象九直接问道：“阎红彦同志，你是否有意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象九的一番话让阎红彦深受鼓舞，他立刻表达了加入的意愿。随后，在李象九的引荐下，阎红彦在集义镇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自此，阎红彦的革命生涯有了明确的方向，他的工作热情也更加高涨。

在革命斗争的道路上，阎红彦的视野逐渐开阔，结识了众多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他与共产党员谢子长、刘志丹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三人并肩作战，共同为革命事业奋斗。他们联手策划并领导了历史上著名的“清涧起义”，在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清涧起义受挫后，阎红彦为躲避国民党追捕，跨过黄河进入山西西部，继续开展革命工作。他在晋西地区组建了一支游击队，取得显著成效。随后，阎红彦返回陕西。

1930年，阎红彦在宜川后九天山寨集结了一个营的部队，随后带领他们前往甘肃陇东，与谢子长、刘志丹的队伍汇合。双方合并后，正式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担任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阎红彦则负责领导第一支队。

在阎红彦等人的带领下，革命队伍持续成长，逐步建立了陕甘地区首个红色政权区域。

1933年，阎红彦前往上海与党组织取得联系，详细汇报了陕西地区的工作进展。随后，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他加入了中央局保卫部，参与相关事务。

在任职期间，阎红彦发现自己的方言与当地居民差异较大，沟通存在明显障碍。同时，陕北地区的民俗文化与上海有着显著区别，这让他难以融入当地生活。基于这些实际困难，他正式向党组织提出调回陕北工作的申请。经过组织部门的全面评估和审慎研究，中央最终批准了他的调动请求。

随后，阎红彦受前委指派前往孙殿英驻守的包头，负责策划“兵变”。为了更好地与士兵沟通，他主动申请加入了一个连队。在连队中，他与地下党员刘振远等人合作，积极传播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并揭露了蒋介石的叛国行径。

阎红彦向士兵们讲述了日军在东北的暴行以及蒋介石政府的妥协政策，激起了大家的强烈愤慨。在场官兵情绪激昂，齐声高呼反对日本侵略者和谴责蒋介石的口号。随后，战士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阎红彦，急切地询问共产党的去向，表达了投奔共产党的决心。

在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果后，阎红彦召集战士们共同商讨发动起义的具体安排。他详细阐述了行动计划，在场人员听后群情振奋，对即将到来的起义行动充满期待和信心。

就在他们策划发动兵变的关键时刻，敌方团长敏锐地察觉到了部队内部的异常动向。为了防止事态恶化，他迅速采取行动，没收了阎红彦的武器，并下令将其驱逐出包头地区。

阎红彦踏上离开包头的旅程时，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在包头取得的种种成就和那些熟悉的面庞。他心中坚定了一个信念：不能就这样离开包头，必须重返这里，与战士们共同战斗。

阎红彦在张家口向党组织详细报告了包头的现状，并主动提出返回包头继续工作的意愿。经过组织对敌我形势的深入分析，最终批准了阎红彦的申请。随后，阎红彦迅速启程，重新抵达包头开展工作。

8月，在党组织的指挥下，敌对部队的团长被击毙，标志着“包头兵变”取得了胜利。

接着，阎红彦向士兵们详细介绍了张家口的局势，并评估了冯玉祥同盟军的未来前景。他激励大家继续坚持抗日和反蒋的斗争，随后带领部队抵达武川。很快，阎红彦对部队进行了重组，挑选了100多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建了一个骑兵连，并为他们配备了最精良的武器。阎红彦亲自担任这个连的连长。

在抗日战争期间，抗日同盟军成功夺回了康保、宝昌、沽源和多伦等战略要地，将日军和伪军势力彻底赶出了察哈尔地区。这一系列胜利不仅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还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和士气，为后续的抗日斗争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蒋介石为了实现其"反共"目标，采取了一系列手段打击抗日同盟军。他首先以"干扰中央统一政令，破坏国家整体战略"为由，切断了同盟军的运输通道和物资补给线，并与日伪军联手对其进行围攻。此外，蒋介石还利用高官厚禄诱惑同盟军中立场不坚定的人员，从内部进行分化瓦解。

在蒋介石的操纵下，冯玉祥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随着冯玉祥的离职，抗日同盟军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

为保存这支革命力量，前委决定将党领导的1万余人部队转移至张北地区，并入许权中（中共党员）指挥的第十八师。随后，阎红彦带领的骑兵连经过整编，成为特务连，归属同盟军前线总指挥吉鸿昌麾下。这一系列调整确保了部队的完整性和战斗力，为后续行动奠定了基础。

1948年9月，国民党军队在滦东一带对同盟军形成包围态势。经侦察发现，驻扎在高丽营附近的国民党第25师主要由陕西籍士兵组成，其中不少人与阎红彦有旧交。基于这一情况，党组织决定派遣阎红彦前往该师开展策反工作，以解同盟军之围。

当阎红彦正计划前往国民党第25师执行策反任务时，组织突然收到同盟军失利的消息，随即叫停了他的行动。之后，阎红彦便留在北平继续参与工作。

阎红彦和谢子长随后前往天津。当时，陕西省委的贾拓夫和陕北特委的崔田夫来到北方局，汇报了陕西的工作情况。他们提出让阎红彦和谢子长返回陕北，继续开展斗争的建议。

北方局经过深思熟虑，最终批准了山西省委的提议，决定派遣谢子长和郭洪涛等人重返陕北执行任务。与此同时，阎红彦被任命为士兵委员会的书记，负责在孙殿英的部队中推进士兵运动。这一系列人事安排旨在加强陕北地区的工作力度，确保各项任务顺利进行。

10月份，阎红彦抵达了五原一带。当时，孙殿英在这里没什么势力，他带领的五万士兵日子很难过。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孙殿英主动派人去找共产党，想跟陕北红军还有杨虎城的部队合作，一起控制西北地区。

在收到孙殿英的协助请求后，组织进行了内部商议，最终安排南汉宸和阎红彦等人前往孙殿英的部队开展工作。南汉宸被任命为高级顾问，主要负责与高层沟通协调，而阎红彦则深入基层，直接参与士兵的日常事务。

孙殿英当时仍沉浸在成为“西北王”的幻想中，执意要夺取宁夏和青海，并命令部队进攻宁夏城。然而，连续的战斗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导致大量士兵对战争产生厌倦情绪，许多人选择逃离部队。

面对这一局面，阎红彦抓住机会，着手策反工作。他提出"抵制军阀内斗"和"不搞小动作，直接大行动"的口号。短时间内，阎红彦成功争取到孙殿英部队的3000多名官兵，策划发动起义，计划带领他们前往陕北继续革命事业。

部队即将行动时，突遇暴雨，黄河水位迅速上涨。由于渡船不足，原定的兵变计划被迫推迟。

蒋介石在幕后操纵，指使宋哲元、庞炳勋、马鸿逵和马步芳等人从东西两侧对孙殿英的部队展开围攻。面对这一紧急局面，南汉宸果断下令，要求阎红彦从孙殿英的部队中撤离。接到命令后，阎红彦毫不迟疑，冒着生命危险，带领数百名士兵且战且退，奋力突围。

这支仅有数百人的队伍遭遇了宋哲元部队的围困。由于士兵疲惫不堪，弹药和粮食都已耗尽，队伍迅速溃败。阎红彦设法脱身，抵达天津，向组织详细报告了事件的经过。随后，他被调往河北军委，开始新的工作任务。

1934年7月，阎红彦受上海中央局指派，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同年10月，他抵达莫斯科后，先后进入国际列宁学院和红军陆军大学附属的共产国际研究班，接受军事培训。

1935年4月，共产国际指派阎红彦和刘长胜携带加密电报返回中国。

1935年，阎红彦的陕北革命伙伴谢子长因伤重去世。次年2月，中央发起东征行动，委派阎红彦担任黄河游击师司令，主要任务是动员当地百姓，为东征部队解决渡河船只问题。之后，阎红彦被提拔为红30军军长。就在这期间，刘志丹在东征战役中英勇牺牲。

阎红彦因战友相继牺牲深感痛心，常在深夜含泪感叹：“子长、志丹，你们为何走得如此匆忙……我定要为你们讨回公道，将革命事业坚持到底！”在巨大的悲痛中，他毅然将全部精力投入革命事业，与敌人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

宋时轮最初担任红30军军长，阎红彦则出任政委。一个月后，宋时轮调离，阎红彦重新接任军长职务。到了12月，组织安排阎红彦前往杨虎城部队，主要负责统战工作。

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后，阎红彦被调任为129师后方指挥部负责人。随后，他又被委以重任，担任留守兵团警备第三团团长，主要任务是保障党中央的绝对安全。在此期间，他负责指挥部队，确保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防护工作。这项任务对当时的局势至关重要，阎红彦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使命，为抗战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结束后，阎红彦被委任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的副司令员。随后，他又兼任了该纵队的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在部队挺进大别山的过程中，阎红彦通过与商人的有效沟通，成功为部队筹集了大量布匹和棉衣，确保了部队的冬季物资供应，这一成绩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

1949年11月末，重庆获得解放，阎红彦被委任为重庆市军管会的负责人。同年12月，中共川东区委及川东人民行政公署正式成立，阎红彦担任党委副书记，同时兼任行署主任和川东军区副政治委员，主要负责剿匪、打击恶霸以及土地改革等工作。

【毛主席：上将名单里不能没有阎红彦】

1951年，阎红彦出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同时担任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到了1952年，他的职务进一步扩展，被任命为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并兼任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同时成为西南行政委员会的委员。

1955年9月，阎红彦被调到成都军区，担任第二政委。就在同一个月，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度，阎红彦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阎红彦被迅速任命为成都军区第二政委，这一决定颇为仓促。原因在于，在授衔之前，他已经从军队调离，转而在地方担任职务。

毛主席在查看上将名单时，发现阎红彦不在其中，立即表示：“阎红彦必须列入上将名单。”他进一步解释道：

在陕北红军这一重要力量中，阎红彦是值得铭记的关键人物。作为我党在西北地区的重要成员，他与刘志丹、谢子长共同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创建陕北苏区、发展陕北红军和建立陕北党组织的过程中，阎红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的革命实践和卓越功绩，在陕甘宁边区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组织上考虑到阎红彦已经五年没有在部队工作了，因此在授衔前迅速任命他为成都军区第二政委。因此，在授衔时，阎红彦获得了上将军衔。

1959年8月，阎红彦被任命为中共云南省委的第一把手。随后，他又相继担任了昆明军区的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的领头人、云南省政协的主席，以及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的书记。

担任云南领导职务后，为扭转当地贫困局面，阎红彦频繁深入基层走访。在临沧县耿马乡考察时，他乘坐的车辆行驶在坑洼不平的山路上。目睹沿途众多贫困村落，阎红彦深感痛心。

当阎红彦驾车经过一座山丘时，他注意到几名工人在搬运石头，全身赤裸。他立刻停下车，走进了施工现场。在那里，他看到其他工人虽然穿着衣服，但衣物已经破旧不堪。

阎红彦来到施工现场，见到负责人后立即指出问题："这么多工人修路，怎么有人光着身子干活？这成何体统？你们是怎么管理的？"负责人面露难色，解释道："阎书记，说实话，很多工人只有一条裤子，担心干活时弄破，所以舍不得穿。"

阎红彦听完负责人的汇报后，愣住了。他抬手擦掉眼角的泪水，随后面向在场的干部和工人们，深深鞠了一躬，语气沉重地说：“云南解放已经这么多年了，可老百姓的日子依然过得这么苦。我这个省委书记，实在没做好该做的事！请大家一定要加把劲，把生产搞上去！”

1961年5月，阎红彦经过深入调研，结合云南省的具体状况，撰写了一封关于当地人民公社实施进展的信件，打算呈递给毛主席。

5月16日，毛主席对阎红彦的来信作出批示：

阎红彦的这封信内容详实，其采用的调研方式也值得肯定，他巧妙地将广泛调查与具体案例相结合。现将其转发给各中央局以及各省、市、区党委，作为工作参考。

在毛泽东的鼎力支持下，阎红彦果断把握时机，致力于推动云南的经济腾飞，着力改善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他深知这一机遇难得，便全力以赴，旨在通过经济发展，为云南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条件。

在阎红彦的积极推动下，云南的工农业生产实现了显著提升，甚至从一个粮食调入省转变为调出省。到了1964年，云南的农林牧渔总产值创下历史新高，粮食、生猪、羊群以及大牲畜的产量均达到或超过历史峰值。烤烟和糖的产量大幅增长，油菜籽的产量更是翻了一番。从9月开始，全省猪肉供应实现平价开放，除了粮食和棉布外，数十种凭票供应的商品也全面放开。农民收入相比1961年增长了31.4%，其中边疆地区的农民收入更是飙升了66%。

1965年，云南省的工业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峰，工业总产值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均刷新了历史记录，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表现最为突出的年份之一。与此同时，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也实现了显著增长，较1957年提升了64.7%，这一成就令人瞩目。

1966年秋收时节，阎红彦考虑到农业生产的潜在风险，果断下令军队和地方武装部门全力投入秋收、秋种及粮食征收工作。在他的有效组织下，当年粮食总产量较1960年提升了30%，实现了显著的农业丰收。

1967年1月8日，阎红彦逝世，年仅58岁。他去世后，云南当地民众自发地将他尊称为“生产书记”。

1977年，邓小平在谈及阎红彦时表示：“阎红彦是位优秀的同志，我对他很熟悉。他在云南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为人正直，性格坚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