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爆发原因剖析
安史之乱是755年12月16日—763年2月17日唐朝胡人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发动的叛乱战争，此次战争造成唐朝汉族登记人口减少过半，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捩点，唐朝朝野对胡人态度由开放包容急速转为仇视，间接造成了唐代中期以后不断加剧的藩镇割据。
背景
唐朝历唐太宗“贞观之治”、唐高宗“永徽之治”、武则天“贞观遗风”及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后，国势持续增加，文治武功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达至鼎盛状态。为了炫耀武力，大开边功，从唐睿宗景云二年开始，到开元末年，边境上先后设立了十个节度使。到天宝时期，这些节度使集军政财权于一身，成为地方上最高的军政长官，改变了唐朝初年内重外轻的局面，加剧了唐中央和地方藩镇的矛盾。。安史之乱发生并席卷北方后，对唐朝乃至中原后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藩镇崛起在初唐之时，节度使仅负军事之责，而且人选都为德高望重之臣，并有不久任、不遥任、不兼任之原则。但经唐太宗、唐高宗时期屡次开疆拓土，先后讨平东、西突厥、高句丽等，使初唐时期建立起很辽阔的边疆区。中央朝廷为加强对边疆的控制、巩固边防和统理异族，便于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年）在边地设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然而，此等每以数州为一镇的节度使不单管理军事，而且因兼领按察使、安抚使、节度使等职而兼管辖区内的行政、财政、人民户口、土地等大权，令原为地方长官之州刺史变为其部属。据《新唐书·志第四十·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军事与行政的统合使得节度使因而雄据一方，成为唐室隐忧。
外重内轻唐初，全国实行府兵制共置634个折冲府，当中261个位于保卫京师长安的关中，故军事战略相对来说是外轻内重，保证唐室有足够的兵力保卫京师及其政权。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年）设置节度使，许其率兵镇守边地，军力日渐强大，渐有凌驾中央之势。开元十四年（726年）时，京师守卫改由彍骑负责。而天宝中期，边镇兵力达50万。而安禄山一人更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这三地之间地域相连，兵力又于诸镇之中最强，光是账面上的兵力即达18.39万，实力强大。相反，中央兵力则不满13万，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渐渐形成地方反过来威胁中央的危机。
玄宗怠政开元天宝之际，由于唐玄宗重用奸佞，政治昏庸、吏治败坏，大土地所有制日益发展，均田制逐渐破坏，军事制度也由募兵代替了府兵。。唐玄宗更宠幸杨贵妃，成就杨贵妃的“祸水”之名。唐玄宗挥金如土，如曾将一年各地之贡物赐予宰相李林甫。唐玄宗又把国政先后交由奸相李林甫、杨国忠把持。时任中书令李林甫为人阴险，有“口蜜腹剑”之称，任内凭着唐玄宗的信任专权用事达十六年，杜绝言路，排斥忠良，欺上瞒下，玩弄权术，以致言路壅蔽、谄媚当道、忠贞去国、贪饕升天、社鼠残害、民不堪命，而唐玄宗亦不加阻止，甚至可能不知情。杨国忠因妹杨贵妃得到宠幸而继李林甫出任右相（中书令），只知搜刮民财，以致群小当道、国事日非、朝政腐败，让安禄山有机可乘。
胡将势大唐太宗至唐高宗、武则天时平定东突厥及契丹各族后，将其内徙至河北北部一带，河北北部于是成为胡人杂居之地。当地胡化甚深，受到的汉文化影响很浅，因此与唐室的中原关系疏离。唐室为了便于统治，倚重能通多种胡语及了解外族民风者。李林甫出任宰相时，为巩固权位，杜绝边将入相之路，称胡人忠勇无异心，建议玄宗用胡人为镇守边界的节度使，而且又放任他们拥兵自重。因此安禄山身为胡人等得以取得权力，东北城的鞠仁兵是安禄山部队中最骁勇劲捷。而安禄山也因兼三大兵镇独掌十八万三千九百人的兵力而有叛唐的实力及野心。
将相不和安禄山拥兵边陲，其手下骁勇善战，甚获玄宗宠信，引来把持朝政的杨国忠忌恨。两人因而交恶，而唐玄宗又对此不加干预。安禄山久怀异志，加上手握重兵，就以讨杨国忠之名举兵反唐。安禄山的堂兄安思顺早已向玄宗上表，指安禄山有反叛之心且正在计划起兵，但玄宗拒绝相信。
以上，最终促成了安史之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