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和司马懿同挟天子专权，为何曹操多褒奖？司马懿却被嗤之以鼻
公元 249 年，司马懿于洛阳发动高平陵之变时，距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已然逝去整整 54 载。这两位权倾朝野的枭雄，皆终结了前朝基业，却于历史的滔滔长河中获取了大相径庭的评价。曹操在戏曲中尚能抒发“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迈慷慨，司马懿却永远被定格于“鹰视狼顾”的奸佞模样。此般反差背后，隐匿着中国古代政治伦理的深层奥秘。
曹操的政治智谋在于始终保有汉室法统的外壳。建安元年迎献帝至许昌之际，他特意将大将军府设置在皇宫东侧，刻意维系着“臣子”的物理间距。据统计，曹操执政的 24 年间共颁布 217 道政令，其中 189 道以“奉天子诏”之名发出。这般“借壳上市”之举，令他在士族中维持了“周文王”的道德形象。反观司马懿，其权力的攫取充斥着毫不掩饰的暴力背书。
高平陵之变中，三千死士踏破洛阳街市，司马家私兵占比高达 67%。更为致命的是他对曹魏宗室的屠戮：齐王曹芳被废时年仅 22 岁，淮南三叛后，曹氏子弟近乎灭族。这种彻底不顾颜面的操作，触碰到了儒家“君君臣臣”的底线。
曹操的崛起恰逢汉末群雄纷争割据之时，其“唯才是举”的政策打破了世族的垄断。建安十五年的《求贤令》明确表明“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皆可任用，颍川陈氏、河内司马氏等大族在曹魏政权中仅占 28%的要职。这种权力结构的流动性，客观上延续了秦汉以来的官僚体系革新。
司马氏则象征着门阀政治的全面复辟。通过九品中正制与占田令，魏晋时期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固化格局。西晋开国时的“八公”中，六大世族占据要职，司马家族与士族的通婚率达 93%。这种利益的捆绑虽然巩固了统治，却被后世史家视为历史倒退的罪魁祸首。
曹操的文学造诣意外促成了历史的救赎。其《短歌行》《观沧海》等 21 首存世诗作，塑造出乱世雄主的复杂人格。建安七子中的王粲、陈琳等人文集，皆不约而同等记载着曹操“每与人论及诗文，竟日忘倦”的儒雅风姿。这种文化话语权的掌控，淡化了政治上的道德争议。
司马懿家族却陷入持续的文化缄默。晋武帝司马炎为祖父编撰的《宣帝纪》，因过度强调“天命所归”引发南朝史家的集体嘲讽。更为关键的是《三国志》与《世说新语》的流传：前者将司马懿定位为“受遗二主，佐命三朝”的被动角色，后者则记载其“卧榻惊起，汗透重衣”的狼顾之态。这种文化形象一旦形成，便在民间叙事中不断得以强化。
曹操的政治实验最终导向了华夏文明的整合。赤壁战后推行屯田制，使北方户数从140万恢复至300万；在邺城建立的"建安文化圈"，为南北朝民族融合埋下伏笔。即便曹魏灭亡，其制度遗产仍被司马晋全盘继承。
司马氏却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八王之乱中司马诸王军队的胡人比例高达45%，直接导致五胡乱华。永嘉五年（311年）洛阳陷落时，匈奴将领刘曜将晋朝宗室"男子十五以上皆斩之"，这种惨烈结局被后世视为天道轮回。南宋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痛批："司马氏以诈取国，故其子孙受祸最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