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21岁的女知青廖晓东，嫁给了一贫如洗的老光棍。新婚夜，廖晓东一脸娇羞，谁料，老光棍一脸不耐烦。然而，正当廖晓东一脸懵时，老光棍竟然给了她一巴掌！廖晓东出生于一个特殊的家庭。父母在解放战争中牺牲后，她被老红军养父收养，在关爱中长大。养父的言传身教，让她从小就对革命事业充满向往。1968年，高中毕业的廖晓东，响应国家上山下乡的号召，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她谢绝了上工农兵大学的机会，毅然决然地坐上前往山东诸城县的卡车。初到三官庙村，眼前的贫困景象让她内心受到极大震撼：破旧的土坯房在风中摇摇欲坠，村民们粗糙的饮食难以下咽，落后的生活条件让她难以想象。但廖晓东没有退缩，她坚信自己能为这片土地带来改变。每天天不亮，她就跟着村民们下田劳作，手上磨出了血泡也不喊疼；晚上，她还为大家识字扫盲，教孩子们读书写字。渐渐地，村民们开始喜欢上这个城里来的姑娘，夸她能吃苦、有文化。然而一次忆苦思甜大会，彻底改变了廖晓东的人生轨迹。民兵队长卢兆东，这位30多岁的老光棍，在台上声泪俱下地讲述自家三代讨饭、无媳无娘的悲惨家史：爷爷捡了爸爸，爸爸又捡了他，如今自己依旧孤身一人。廖晓东听着，心中一阵揪痛。她想起养父常说的“要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想起自己肩负的“改造世界”的使命，一股同情与使命感交织的情感涌上心头。她当场站起来，坚定地表示要嫁给卢兆东。此言一出，全场哗然。同学拉她衣角劝阻，养父母也苦口婆心相劝，告诉她婚姻不是儿戏，卢兆东一贫如洗，而且目不识丁，婚后生活恐艰难无比。可廖晓东心意已决，她觉得自己有能力改变卢兆东，改变这个家。1969年，廖晓东推着装有简单嫁妆——一个暗红色旧木箱和绑着红布的铁锨锄头，走进了卢兆东那仅有三间草房、家徒四壁的家。新婚之夜，廖晓东带着新婚的娇羞与对未来的期待，轻声对丈夫卢兆东说：“洗洗睡吧。”她以为，这一声轻唤会换来丈夫的温柔回应，却没想到，卢兆东猛地抬起头，眼中满是厌烦，粗声粗气地骂道：“城里人就是矫情！”话音未落，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扇在廖晓东脸上，打得她眼冒金星，泪水瞬间夺眶而出。这一巴掌，只是廖晓东婚后苦难生活的开端。卢兆东好吃懒做，又有着严重的大男子主义，家里家外的活儿全扔给廖晓东。每天天未亮，廖晓东就得起床生火做饭、挑水劈柴，接着下田劳作，晚上还要照顾丈夫。而卢兆东稍有不顺心，就对廖晓东拳脚相加，经常把她打得浑身青紫，关在家里。廖晓东默默忍受着身体上的伤痛，努力维持着这个家，期待丈夫能有所改变。1969年冬天，她生下第一个孩子，生活的重担愈发沉重，可卢兆东依旧我行我素，丝毫没有改变。随着孩子渐渐长大，廖晓东发现村里没有学校，孩子们面临着无学可上的困境。她看着村里孩子渴望知识的眼神，心中满是不忍。1972年，廖晓东不顾丈夫反对，带头办起了村小学。没有教室，她就腾出自家的一间草房；没有桌椅，她就带着孩子们用石头和木板搭；没有课本，她就自己编写教材。她一边带领学生们学习基础知识，一边组织他们参加劳动，培养生活技能。在艰苦的教学条件下，廖晓东想尽办法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用自己微薄的积蓄购买书本、文具。她的努力得到了村民们的一致赞扬，可回到家中，迎接她的仍是丈夫的不理解与打骂。即便如此，廖晓东依旧坚守在教学岗位上，因为她知道，知识是改变这些孩子命运的唯一希望。然而你，长期的劳累、精神上的折磨以及丈夫的家暴，让廖晓东的身体每况愈下。1973年，她生下第二个孩子后，身体彻底垮了下来，患上了急性黄疸型传染性肝炎、亚急性肝坏死。即便卧病在床，廖晓东还心心念念着学校里的孩子们，想着等病好了就回去给他们上课。1974年2月8日，廖晓东的病情急剧恶化，经多方抢救无效，最终在冰冷的土炕上永远闭上了双眼，年仅27岁，留下了年仅4岁的儿子和6个月大的小女儿。廖晓东去世后，诸城市委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表彰大会，宣布追认她为共产党员。《大众日报》发表长篇通讯《火红的青春》，报道她的事迹，诸城县团市委开展了“向廖晓东同志学习”活动，她的故事甚至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有人称赞她是时代的英雄，为了理想和信念，无私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但也有人为她感到不值，认为她太过执着，牺牲在一段错误的婚姻里，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换来的是无尽的苦难……（参考资料：大众日报——火红的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