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4月29日，北京武英殿内，李自成匆匆举行登基大典。这位刚攻破北京城的大

1644年4月29日，北京武英殿内，李自成匆匆举行登基大典。这位刚攻破北京城的大顺皇帝，却在一夜之间仓皇撤离京城，龙椅还没坐热就结束了帝王生涯。 李自成的起义故事始于一场个人悲剧。米脂县农民李自成因交不起税款被戴枷游街，妻子遭县衙恶棍霸占。在忍无可忍之下，他杀死地主艾诏，投奔了农民起义军。 崇祯二年（1629年），陕北地区遭遇极端干旱，颗粒无收，而明廷为筹措“辽饷”“剿饷”却加征三倍田赋。走投无路的农民们只能“相聚为盗”。 李自成抓住了这个机会。1640年河南灾荒期间，他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瞬间点燃了底层民众的反抗怒火。 这一口号并非空头支票。1641年攻破洛阳后，李自成当众处决福王朱常洵，将福王府的粮食除留军用外悉数分给百姓，并在河南实行“三年免征”政策。 “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民间歌谣的传唱印证了这些政策对农民的强大吸引力。到1643年，李自成已在襄阳建立了完整的政权架构，设六政府部、置五军都督府，有了正规的政府雏形。 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破北京城，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身亡。曾经屡败屡战的“流寇”，如今站在了紫禁城的中心。 胜利的喜悦冲昏了起义军领袖的头脑。进入北京后，李自成部下们迅速腐化。士兵们沉迷于胜利的喜悦，认为天下已定，开始肆意拷掠明朝降官，甚至纵兵劫掠百姓。 大顺政权面临军饷筹措的难题，却未建立有效的赋税体系。刘宗敏主导的“追赃助饷”政策，按照官员品级勒索钱财：三品以上官员“一律发往各营追赃助饷”，四品以下“自动捐银助饷”。 这种暴力征收导致7000万两白银入账，却彻底激化了与士大夫阶层的矛盾。前明官员从恭顺转向仇恨，统治基础开始动摇。 李自成最大的战略失误，在于忽视了关外正在崛起的威胁。大顺领导层长期在明朝内部作战，几乎没有考虑过关外满清势力的威胁。 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原本已表示投降大顺。但李自成起义军二把手刘宗敏抄家上瘾，在吴三桂投降的情况下，仍然抄家抄到吴三桂家里去了。 刘宗敏不仅拷打吴三桂的父亲兄弟，还抢劫了吴三桂留在北京家中的美妾和家财。这一举动导致北方最具威胁的军队与大顺政权反目成仇。 李自成得知吴三桂在山海关按兵不动，曾试图补救。他派唐通携四万两白银犒军，但为时已晚。1644年4月21日，山海关大战爆发。 大顺军以为能轻松击败吴三桂，却遭遇了满清八旗军的突然袭击。当时有推断认为，如果李自成部能提早一天到山海关，就能在清军到达之前击败吴三桂，牢牢守住这个关键关口。 当满洲八旗从吴三桂军阵侧翼杀出时，已在北京享乐多日的大顺军迅速溃败，刘宗敏受伤，李自成仅带残部逃回北京。 山海关之战后，李自成的失败来得又快又猛。1644年4月29日，他在武英殿仓皇称帝后，连夜撤离北京。从进京到离京，仅有短短42天。 与之前能屡败屡战的情况不同，这次失败成了李自成事业的终点。曾经能够一次次重整旗鼓的农民军，如今却兵败如山倒。 从山西到陕西，再到湖北，大顺军千里大溃退。曾经深得民心的“闯王”形象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暴虐无道的流寇形象。百姓不再开门迎闯王，而是紧闭城门。 1645年，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丧命。有说法称他被当地乡兵误杀，结束了他从驿站马夫到短暂“皇帝”的传奇人生。 李自成的失败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多重失误叠加的结果。大顺政权缺乏长远政治眼光，未建立稳固的根据地体系，完全依赖流动作战。 与朱元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相比，李自成更多是进行一场军事冒险。他甚至在杀到北京城下时，还在和崇祯皇帝协商，是否给个王做做他就退兵，缺乏统一天下的明确目标。 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也暴露无遗。统治集团迅速腐化，刘宗敏等将领“假公济私，侵占官员房舍田地”。李自成甚至处决了建议“联清抗明”的李岩，导致内部离心离德。 大顺政权对关外清军威胁估计不足，未在山海关部署重兵。这种短视使得努尔哈赤和多尔衮领导的满清势力有机可乘，最终夺取了天下。 李自成撤离北京后，从山西到陕西再到湖北，千里大溃退如同雪崩。他曾感慨：“明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失去了民心。我如今又重蹈覆辙。” 1645年湖北九宫山，李自成被当地乡兵误杀。大顺政权建立的希望彻底破灭，中国历史进入了满清统治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