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一天，已辞职赋闲的纪登奎在家里吃饭时，突然头一歪倒在了地上，家人发现他面色苍白，呼吸急促，连忙将他送到了最近的医院紧急抢救。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88年，纪登奎去世的消息传到北京，国务院办公室里竟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波澜，大家之所以犯难，倒不是因为失去了一位退休研究员，而是因为这位“研究员”的档案里，躺着一个分量过重的旧职——国务院副总理。 并且他曾是主管国家经济的实权人物，也曾坐镇北京军区，手握军政大权，如何给这么一位“退场”方式特殊的前领导盖棺定论，用什么规格办后事，一时竟成了个烫手山芋，谁也不敢轻易拍板。 然而，一边是权柄赫赫的国家栋梁，一边是寂寂无名的胡同老人，这巨大的反差，本身就是个谜。 而所有尴尬与为难，根子都埋在他当年那个石破天惊的决定上——主动辞职，在那个年代，无数人削尖了脑袋往上爬，纪登奎却在权力的巅峰逆流而行，主动要求脱离中央领导岗位。 这一举动，在当时的政治生态里，无异于引爆了一颗炸弹，要知道，就在70年代初，纪登奎还是主持中央工作、主管经济的核心成员之一，风头正劲。 谁知纪登奎却毫无征兆地选择了转身离场，一时间，各种猜测四起，有人说他“站错了队”，也有人私下议论他“得罪了人”。 不过，更深层的原因或许简单得多：纪登奎比别人更早地看清了风向，与其在时代的浪潮里身不由己，不如主动选择一个清醒的退场，至少能保全自己的人格和气节。 要看懂这份清醒，就得先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1923年，纪登奎出生在山西农村，16岁不到就投身抗日，他的资历，不是办公室里写出来的，而是在枪林弹雨里一个脚印一个脚印踩出来的。 在建国后，纪登奎被派往河南这个烂摊子，从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到后来抓工业，干的全是最棘手的活。 但也正是这段在基层的摸爬滚打，让纪登奎对一切“虚活”和空谈深恶痛绝，所以，当他日后当上副总理，下属们看到的，是一个会因为工作不力而在会议上拍桌子、说话从不绕弯子的“炮筒子”。 这不是官威，而是一种被实践磨出来的本能：解决问题是第一位的，任何形式的糊弄都无法容忍。 不过，脾气硬还只是表面，纪登奎骨子里更硬的，是权力中心里的一种清廉坚守，作为主管经济的副总理，经他手的国家资源不计其数，却从未听过他为自己或家人谋过一分一毫的私利。 这种干净并非做给外人看的姿态，而是早已刻进骨子里的信念，最好的证明，就是纪登奎退下来后的生活，他没留在高干大院，而是搬回了北京的旧胡同，过着最普通的日子，生活简朴得甚至没什么像样的新衣服。 在纪登奎去世后，许多从外地赶来的老部下、老战友，看到他家里的光景，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老头儿，真不像个官，像个老百姓。” 这句评价，可能比任何悼词都来得实在，家风如此，纪登奎的家人在他身后也没提任何额外要求，他儿子话说得也直白：“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就不争这些虚的，死了还争什么？” 把这两点放在一起，纪登奎当年的“反常”选择也就不难理解了，他既是个雷厉风行的实干家，又是个有精神洁癖的清廉者，当他敏锐地感到，周围的环境可能不再允许他高效务实地做事，甚至可能要侵蚀他坚守的原则时，主动离开就成了守护初心的唯一办法。 这是一种清醒的自我放逐，而不是失意的消极避世，与其在泥潭里打滚，不如干干净净地退出来。 后来，组织上安排他当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一个正部级的虚职，他痛快地接受了。 这既是服从组织，也算是回到了纪登奎看重的“研究实务”上，但他从此与过去的权力划清了界限，把政治的喧嚣关在了胡同门外，婉拒了所有想来“走动关系”的老同事。 这看似落寞的晚年，又何尝不是一个战士在完成了毕生使命后，为自己选择的最踏实、最安宁的归宿？ 纪登奎的一生，是从战火里杀出来的实干家，是权力漩涡中守住底线的清廉者，更是洞察时局后清醒退场的智者，他不争不抢，却用自己的行动，给那个时代留下了一个关于品格和操守的清晰样本。 尽管纪登奎的名字在历史上曾被有意无意地“降温”处理，但时间最终给出了公允的评价。 那种敢在巅峰时转身、守住底线的智慧与勇气，是过时了，还是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稀缺？ 【信源】百度百科---纪登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