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王近山突然去世，聂凤智找到肖永银：悼词别人搞不好，你来吧 “5月11日凌晨两点，南京雨还没停——老肖，悼词的活儿非你不可。”聂凤智把话压得很低，却透着不容推辞的味道。灯光下，肖永银的军大衣还沾着水，他愣了几秒，才轻轻应了一声：“我来。” 王近山的遗体停放在总院礼堂。前一晚，心肌梗死来得猝不及防，医生只来得及打一支强心针。噩耗飞快传遍几大军区，电话不停闪，电报堆满桌。按照当时条令，这位南京军区副参谋长本应副军级安葬，可问题来了：王近山的名字挂在军史展柜里，每一仗都能单列一页，“副军级”几个字显得寒碜。聂凤智心里明白，可要破格，程序得说得过去。越想越绕，最后想到一个人——肖永银。 为什么是肖永银？两人交情的源头要追到1930年。那年，15岁的王近山、13岁的肖永银同一天在洪雅河畔加入红四方面军。少年兵没资格挑活，扛枪、背弹药、挖工事统统干过，见了面也喊不出名字。王近山太猛，三年后已戴上代师长的肩章；肖永银升得慢，仍然跟在班排里磨。短短几年，两人军衔差出好几个台阶，想交往也尴尬。谁也没想到，真正的缘分在抗战胜利后才拐了个弯。 1945年秋，刘伯承、邓小平在河北定下第六纵队的班底：王近山任司令员，肖永银管18旅。第一次作战会议，韦杰拍桌子要主攻，气氛登时紧张。王近山眼看局面僵住，只得硬头皮询问：“老肖，你有意见吗？”肖永银憋着火却咽下去，“服从命令”四个字换来表面平静。那一仗，18旅没抢到主攻，后面却靠大杨湖一役彻底赢得信任：三天三夜顶住强敌，六纵杀出血路，刘伯承当场表态：“六纵打法硬，可用。” 兄弟之情往往出现在刀口上。1946年10月，大杨湖激战进入第二天，支援兵力迟迟不到。肖永银仅剩警戒营也压上去，弹药见底。电话接通时，他只说了一句：“火烧眉毛。”王近山咬牙：“再给你俩团。”派到前沿的第二批增援，清点人数还不足百人——已经是六纵能挤出的最后家底。胜利拿下湖区，六纵扬名，可兄弟俩的默契也就此铸成。 然而，人情挡不住现实磨损。1949年成都城下收尾之际，王近山因私事被立案调查。兵团政委谢富治主持面审，王近山避嫌，12军只剩副军长肖永银在场。会后，王近山觉得脸上无光，错把矛头指向肖永银，一度形同陌路。两年后入朝，他甚至没发电报通知老伙计。情分薄如纸，刀口淬过的交情说散就散。 1968年文革漩涡中，王近山被打成“走资派”，下放河南农场。调查组跑到南京找肖永银，让他“揭发材料”。肖永银把帽檐往下一压，冷声一句：“王近山卸甲归田了，政治问题没有，你们找错人了。”话登小报，传到农场，王近山愣住——自己念叨了多年的“背后使绊人”，原来一直站台相护。儿子王先锋奉命赴南京致谢，肖永银只给三条建议：向中央写信、该认的错要认、不该背的锅要撂。最后加一句：“别卷运动，熬时间。” 九大召开前夕，王近山照办，信写给肖永银、许世友和毛主席。许世友选在北京饭店长廊，把信双手递给主席。毛主席说：“放虎归山，谁要？”许世友立正敬礼：“南京军区要。”当年7月，深夜火车抵达南京南站。肖永银伸手握住王近山，“过去的事翻篇，要紧的是恢复党籍。”两人对视，沉默几秒，还是王近山先低头：“是我误会你了。” 时间掐指又过去五年。1975年春，组织调肖永银赴成都军区，临行前在南京军区礼堂设宴。那天酒过三巡，王近山端杯站起：“老肖，这一别不知何时再聚。”肖永银笑答：“但愿常聚。”谁也想不到，两年后再相逢已是阴阳两隔。 1978年5月10日，王近山突发心梗身亡。南京军区当晚即开紧急会议，聂凤智拍板：丧礼规格必须提升。可没有上级批文说不过去。正当所有人头疼，聂凤智想到肖永银——他了解王近山，又熟悉机关程序，最合适不过。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那幕雨夜对话。 肖永银接下任务，连夜赶稿。写到职务抬头，他停笔了。桌上放着王近山当年送的钢笔，漆面已掉色。他想了十分钟，果断把“副”字划掉，只留下“南京军区参谋长”。天亮前，悼词完稿，一个字不再改动。他心知此举越权，便把稿子装进牛皮纸袋飞往北京。邓小平看完，放下稿子，说：“人没了，不能再补级，就挂顾问吧。”定性之后，葬礼规格直接对标大军区正职，车队、挽灵、弔唁名单全部照新标准执行。 送别那天，细雨仍下。肖永银站在八宝山正门，看着灵车缓缓驶进。有人问他：“老肖，你这悼词算不算冒险？”他淡淡一句：“对得起老王就行。”话音落下，礼炮响起。几秒间，雨点扑簌砸在鬓发，他抬手摸了下，却分不清是雨还是泪。 王近山的一生，冲锋习惯领先半步，却总慢半拍享福；肖永银则稳中求进，关键时刻甘当后盾。两个人的轨迹，几度交叉又分离，到头来，还是用这篇悼词把情义钉死在史册。有人评价：战功显赫者未必死于沙场，战友情却能抵岁月风刀霜剑。此言不虚。今天再翻那封悼词，纸已泛黄，抬头还是那行字——“南京军区参谋长王近山同志悼词”。撰稿落款，肖永银，只两个字，再无头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