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52岁的金庸爱上16岁女招待。他想要和妻子离婚，妻子说：“可以，但是那个女的必须绝育”。金庸才答应没多久，他的长子就美国自缢身亡了。

“砰！”一声脆响，电话筒重重地摔在桌面上，刺耳的忙音在房间里回荡。金庸猛地站起身，手背青筋暴起，胸口剧烈地起伏着，脸色铁青，仿佛被激怒的雄狮。

刚刚，他试图与远在大洋彼岸的儿子查传夏解释，但电话那头，却只有儿子绝望的哭喊和尖锐的质问：“爸，你真的要为了那个女人，抛弃我们吗？”还没等他回话，儿子就挂断了电话。

金庸的心，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攥紧，一种难以言喻的烦躁感涌上心头。他一把扯开衬衫的领口，试图让呼吸顺畅一些。他站在落地窗前，望着窗外灯火阑珊的香港夜景，心中的烦闷如潮水般涌来。

他承认，他爱上了那个叫林乐怡的年轻女孩。她像一股清新的风，吹进了他早已疲惫不堪的生活。她的青春活力，她的天真烂漫，都让他感到久违的激情。与林乐怡在一起，他仿佛回到了年轻时代，感到自己又重新焕发了活力。

但他也清楚地知道，他这样做，是对家庭是一种怎样的伤害。他与妻子朱枚，相濡以沫二十多年，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可现在，他却为了一个认识不久的女孩，要抛妻弃子，这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

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对林乐怡的感情无法自拔，另一方面，他对家庭的愧疚感也越发强烈。这种矛盾，如同一把双刃剑，狠狠地刺向他的内心。

想到这里，金庸不禁回想起与妻子朱枚初识的情景。那时候，他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报社编辑，而朱枚则是他报社的同事，一个精明能干、充满活力的女记者。他们因为工作上的合作，日久生情，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他们结婚后，朱枚辞去了自己喜爱的工作，全心全意地照顾家庭，支持他的事业。为了创办《明报》，她卖掉了自己的嫁妆，帮他解决了资金困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明报》的成功，朱枚功不可没。

可现在，一切都变了。岁月磨平了他们之间的激情，生活的琐事也让他们之间产生了隔阂，他们之间，似乎只剩下无尽的争吵和抱怨。

“也许，是时候结束了。”金庸自言自语道。

他深吸一口气，走到书桌前，拿起纸笔，开始写离婚协议书。他知道，这对他来说，是一场痛苦的抉择，但是，他必须面对。

第二天，金庸把离婚协议书交给了朱枚，朱枚平静地接过文件，没有哭闹，没有指责，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同意离婚，但我要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金庸要负担四个孩子的生活费和学费，这在情理之中，金庸没有任何异议。

第二个条件是，林乐怡必须做绝育手术，这个条件，让金庸皱起了眉头，他看着朱枚平静的表情，不明白她为何提出如此苛刻的要求。

“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们，以后生活在你其他孩子的阴影下。”朱枚慢慢解释道，她的语气一如既往的平静，仿佛在说什么无关紧要的事情。“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我不想我们的孩子，以后因为你的关系，受到任何不公平的待遇。”

金庸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他知道，朱枚说的都是真的，她为了这个家，真的付出了太多。

为了能够顺利和林乐怡在一起，金庸最终还是答应了朱玫的这个条件。

然而，就在离婚手续办完没多久，他便接到了查传夏的死讯，这一消息仿佛晴天霹雳，彻底击垮了金庸。

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的儿子，为了反对他的离婚，竟然选择了自杀，这个消息，如同千斤巨石，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来到儿子的房间，看着桌子上摆放的儿子的照片，他仿佛看到了儿子愤怒的眼神，仿佛听到了儿子绝望的哭喊。他的心，痛如刀绞，他对儿子感到无比的愧疚。

那一天，他坐在儿子的房间里，一夜未眠，他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和儿子相处的点点滴滴，才发现，自己错过了儿子生活中太多重要的时刻。

他终于明白，儿子的死，不仅仅是因为他离婚，更是因为他对家庭的忽视，对亲情的冷漠。他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却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

夜风吹过，他感到一丝寒意，他紧了紧身上的外套，慢慢地走到窗前，望着远处的灯光，他的心中，充满了迷茫和困惑。

但这丝毫不影响几年后金庸二婚，这段充满非议的婚姻，一直被人议论道金庸去世